庚子汛期，我被派到新港驻点防汛。新港是座古镇，有一千多年历史，我一直想探访新港，挖掘湮灭在历史烟尘中的繁昌故事。在防汛间隙，我走进古老街巷，走访本地老人，探访旧邑古迹，这座古镇历史容貌，渐渐浮现眼前。

　　曾经的县治所在地

　　在进入新港的入口处，有一个标志性小景，上书“滨江古镇，旧邑新港”，似乎告诉人们，这个地方不同于一般的集镇。新港地处长江南岸，是一个滨江古镇，浩浩长江从它的西北边流过。西汉时期新港属于春谷县。东晋初年，因北方长年战乱，人民大量南迁，襄城郡繁昌县流民流聚到江南春谷县，东晋朝廷在春谷县侨置与这些流民故土同名的繁昌县，以安置这些流民。据清道光《繁昌县志》记载，侨置的繁昌县治所在移风乡普照院，即现在的芜湖县陶辛圩。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撤销了所有的侨州郡县，繁昌侨县不存。到南唐升元年间，南唐政府割南陵县五个乡复置繁昌县，属金陵府，县治就在现在的新港镇。

　　时间过去了近350年，期间又经历了唐代，到了南唐升元年间，为什么会复置繁昌县呢？到南唐初期，繁昌这个地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单独设县。据宋代乐史《太平环宇记》记载：“本宣州南陵县地，……以地出石绿(碌)兼铁，由是置冶。自唐开元已来，立为石绿(碌)场。其地理枕江，舟旅憧憧，实津要之地。以南陵地远，民乞输税于场，伪唐析南陵之五乡，立为繁昌县。”在这之前本地属宣州南陵县，本地出产铜和铁，因而设置冶炼铜铁的机构，自唐代开元以来，设立石碌场。其地理位置临近长江，商旅船只来往不断，是重要的渡口。因为距南陵县城较远，人们请求就近在石碌场交税，南唐升元年间(因宋朝廷不承认南唐政权，所以称南唐为伪唐)从南陵县分割出五个乡，重新设立繁昌县。

　　其后，经历宋元两代，到明代前期，繁昌县治一直在这个滨江古镇。到明英宗天顺元年，繁昌县治迁到现在的繁阳镇，繁昌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漫步新港街头，狭长的老街、破旧的老屋、幽深的古巷，诉说着昔日的繁荣。而有些故事和传说，连历史的遗迹也找不到了，只在历史的文献上留下一些简单的记载。这里曾是跨越几个朝代、历时500多年的县治所在地，是繁昌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明代宗景泰末年，县令李庆向朝廷建议将县治内迁，得到朝中繁昌籍人士、中丞吴琛的赞同和支持。县治迁址是件大事，就是现在，县城迁址仍然是件大事，需要国家批准。当时朝廷对繁昌县治内迁很重视，诏令大臣来繁调查研究。调查的情况表明，繁昌县治确需内迁。但直到天顺改元，才最终决定县治迁址。迁址近60年后，县令俞应辰记载了天顺元年繁昌县治迁址这件事。俞应辰在他的《改迁县治记》中这样记述繁昌县治迁址：《尚书》说“为人民利益而迁徙”，大概就是说迁址这样的事。以前周王迁岐以避免诸狄之患，商王迁亳以避免动荡离居，西汉迁长安是为节省财力，那么繁昌县治迁址的原因是什么呢？俞应辰考究其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其一是休民。繁昌县治踞南畿上游，濒临长江，长江为东南水路要道，明朝统一天下，为自古以来的全盛期，东南地区要去内地重要的州、府，从海外藩属国到两京与两京的使者到各藩属国，必定从此经过，需供应的物品及被使役的人不计其数；来来往往的有权势的人，借机盘剥骚扰，永无休止，以致于人民苦于奔命，人口日益消减。明朝初年，繁昌编户有三十六里，到景泰年间编户逐渐减至十余里，编户消长的变化只有不到百年时间。其二是省费。朝廷对驿馆储备的物资供应有里程规定，繁昌的上游已设立了荻港驿馆，下游则有芜湖、鲁港驿馆，而繁昌介于它们之间，再给予供应，经费也受到拖累了，县治不迁址就不能免除。其三是远害。繁昌县治俯瞰长江，其地形不便筑城墙，不能像金城汤池那样牢不可破，反而便于长驱直入，盗者多有侵扰，迁址以远离这些祸害。果然，迁址以后，劳作的人渐渐得到安稳，穷困的人渐渐得到缓解，流落在外的人渐渐安定，不久繁昌编户就增加了二里，这就是迁址带来的好处和成效。

　　县治迁址后，原县衙改作书院，原先所在的延载乡改名为旧县镇。1958年，因旧县地处长江南岸，上有荻港，下有鲁港，遂改旧县为新港。

　　仍保留着五百多年前县城格局

　　我们现在看到的新港老县城不大，时间虽过去了500多年，但仍保留了老县城的基本格局。

　　老城的主体是老街，原名正大街，东西向，约五百多米长。解放后往东延伸了几百米。新港所在这段长江称为鹊江，唐代新港名为鹊江镇，解放后正大街改名为鹊江路。街面约五、六米宽，路面原先是青石板铺成，上面有几道深深的车辙槽痕，石板下面是下水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建成水泥路面。老街现在仍有几十栋古民居，这些民居大多是明清建筑，两层，砖木结构。上层两侧墙壁往向前伸出，使得屋檐能为门窗遮挡雨水。可惜的是，多数老房子已经坍塌，只有少数还住人。这些老房子面阔两面或三面，但进深有五、六进，有七、八十米深，中间间隔几个天井。

　　有一栋叫古家大屋的老房子，是目前新港保护最好的古民居，也是新港老街有代表性的建筑。大门距老街约十米，大门所在的前方墙壁足有六七米高，门框由青石砌成，横楣上雕刻着三方精美的图案。跨入门槛，是一不太大长方形的天井，天井廊庑屋顶半圆形拱轩，制作十分精巧。迎面的厅堂高约八九米，屋梁是高大建筑特有的冬瓜梁。往里走，是一道道门和一个个天井，房子一进连着一进。新港曾流传着“新港的鼓(古)敲不得”的说法，显示出古家祖上富足有权势。

　　有一栋老宅，只剩下前后两面石质的门，为房屋倒塌后所遗存的门框。两面石质门框造型各异，都雕刻细腻，纹饰精美。这里已成为方便人们通行的过道。这幢房屋是清末旧县举人李虎岑的故居。李虎岑出身耕读世家，自小饱读诗书，考中秀才和举人。赴北京会试时，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是皖省组织者之一。

　　正大街东西两端原来各有一个门，分别叫东闸和西闸，可能是因为县治迁走了，这两个门十分简陋，所以不叫城门。每天晚上和清晨由更夫关闭和开启。东西闸门外分别有横向的东横街和西横街。

　　正大街两边各有若干条巷弄，至今仍有名字的巷弄有沈家巷和宣家弄。新港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明朝初年，一日午夜时分，一艘官船顶着寒风驶入新港，停泊江边。不久船舱内传出婴儿啼哭声，船上老爷添了一位少爷。老爷喜出望外，立即焚香占卦，得知少爷“八字”五行缺火，当下叫差人上岸讨乞火种，弥补少爷五行缺项。夜深人静，天寒地冻，城里唯有一条小巷内一家沈姓铁匠铺，门缝里现出光亮。差人敲门进入，方知铁匠正在火炉上煮稀饭准备给刚生下儿子的老婆吃。差人讨了火种回到船上，将情况禀报了老爷。老爷听了很惊讶，当即由差人领到铁匠家。看到铁匠铺家徒四壁，老爷就送给铁匠十两银子，并写了姓名、地址，又将刚出生的少爷和铁匠儿子换了“兰谱”，结为异姓兄弟。

　　一晃十八年过去，铁匠的儿子长得威武有力，一表人才，取大号叫沈大为。然大为无为，好吃懒做，家境更加贫困。不得已，老铁匠将老爷手书的地址交给小铁匠，让他奔个前程。小铁匠持着当年老爷手书地址作凭，千里之行，找到了老爷，异姓兄弟得以相逢。是时，边境不宁，老爷收编入伍，小铁匠跟随老爷，善战保疆，荣立军功，朱洪武下旨封为将军。

　　边疆之乱平息之后，朝廷日趋兴盛，小铁匠度假回到故里。耆老乡亲见之，无不毕恭毕敬，尊称沈将军。

　　沈大为见到出生之巷如此萧条冷落，心里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滋味，当闻悉老父亲死时，是用芦席包裹草草下葬，沈大为悲伤万分。在耆老点意之下，将老父亲重新安葬在大克山沈氏祖茔，并在山下修筑一座桥，遂名“沈家桥”。还用朱洪武赐赏的金银和多年的积蓄，在他出生之巷大兴土木，兴建一条街巷楼房，名曰“沈家巷”。

　　宣家弄过去多居住宣姓人家，有子弟礼让，家教有方的传说。宣家弄约七八十米深，很窄，笔直，只能一人行走，看上去像一线天。

　　在老街的东侧，有一条城隍庙巷。循着巷名问过去，以前果然有城隍庙，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拆除。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说，她见过城隍庙大殿，里面开间很大，有城隍及城隍娘娘、城隍舅舅等塑像。因为空间大，上世纪被镇粮站用作仓库，存放粮食。粮站迁走后又被供销社占用，同样作仓库。后来大殿成了危房被拆除，在原址兴建了一座仓库。前面还建了几排平房，作为销社职工宿舍。我看到后来建的仓库也早已改造为职工宿舍，现在已十分破败，只有一户人家尚住在里面。一位住在旁边的张姓先生热心地告诉我，他对城隍庙有印象，在拆除的时候，城隍庙前里面的两个石鼓还埋在他家院墙的墙根下。

　　出正大街一个巷子往北，靠近江边，有一个叫“县基顶”的地方，就是历经几个朝代的繁昌古县衙所在地。我们看到这里蒿草、藤蔓密布，是一个土岗，千百年来，这里曾不断兴建建筑，但到现在仍然比老街明显高一些。这里是古县衙地基，是当时县城地势最高的地方，所以被后人称为“县基顶”。

　　湮灭在废墟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我伫立在县基顶前，沉思良久。《繁昌县志》里，浓墨重彩记载的繁昌县令是北宋时期的夏希道。

　　繁昌县自南唐升元年间复置以来，一百多年，没有城墙，县治滨临长江，常常编制竹篱为屏障，每年都要更换，所用竹材和人力，都取之于民。县城出入无门关，宾客来了无馆舍住宿。县衙虽有房屋，但低矮破败，以至于遇有诉讼，只能在堂屋边的廊屋升堂。以至于为官者不肯来，出行的人不愿游历，行政事务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街市愈来愈寂寞萧条，被人们称为“陋县”，本地官吏和百姓都感到羞耻和失望。

　　事物到了尽头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就有贤能的县令出现了。他顺应人民的愿望，全部拆除竹篱屏障，在原来的墙基上修筑城墙，建造城门供人们进出通行。将县衙的房屋修缮牢固，在城门的北方构筑亭台，可俯瞰长江，以迎接四面八方宾客。又扩大县衙为双重门，在廊道门上建起了楼房，存放皇上的诏书。走廊的两侧为办公场所。住舍、厨房和浴室等，都有序排列在正厅的东西两侧。所有的案卷文书，都有专门的房间收藏。从开始谋划到建造完工，仅用了六年半时间。

　　县城修造一新，县令夏希道的故友、著名文学家曾巩为之作《邑令夏希道繁昌县兴造记》，记述了知县夏希道修造繁昌县城的事迹。曾巩赞扬夏希道为难得的“能令”，过去寂寞萧条的街市，正日渐繁华，使得为官者争着来，出行的人愿意来游历，“陋县”的名声已去除，真正与繁荣昌盛含义的县名相称了。曾巩感叹：过去孟子批评子产仁惠却不懂得治理政事的方法，现在的县令夏希道，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懂得治理政事的人，在这方面他已超过子产了。

　　夏希道在修造县城的同时，还扩建学宫和孔庙，著名文学家、改革派领袖王安石作《繁昌县学记》，记述了夏希道遵古办学的事。在这之前，繁昌仅有一个狭小的孔庙，而没有用来教学的学宫，夏希道刚来繁昌就扩建孔庙，又修建学宫，塑孔子及其弟子子夏、子路等十人像陈列其中，整治两边的廊房，作师生们的居所。改变了当时只注重祭奠孔子的形式而不求办学实效的现象。王安石感叹：“其兴学之道不可以不作传啊！”

　　在县衙后面至江岸，曾建有一个园子，名曰北园。修建北园的，是县令蔡确。在繁昌县城修造一新不到二十年后的宋英宗治平年间，志向远大的年青进士蔡确任繁昌县令。第二年，蔡确看其官舍后面几个小山坡都荒废着，杂树杂草藤蔓丛生，感到很可惜，于是清除垃圾，铲除杂草乱木，开辟小径，栽种花草树木，在竹林之中修建了翠云亭，在亭子后面的岭上建缥缈台。坐在亭子里，眺望公孙山、覆釜山等群峰，有辽阔无穷之趣味；站在缥缈台上，俯瞰长江对岸三国古战场濡须口，发怀古之幽思。公务闲暇的时候，蔡确常与朋友在园中饮酒赋诗；每到节日，还能与入园的老百姓同游。《繁昌县志》记载，蔡确“筑北园邀迪赋诗为乐”。迪者，徐迪也，繁昌本地人，后中进士。蔡确在北园所赋诗篇不见流传下来，倒是徐迪追和的一首五言诗《北园载酒》收录在《繁昌县志·艺文志》中。明末清初著名画家萧云从的《太平山水诗画》，绘有十三幅繁昌山水，其中有一幅《北园载酒图》。蔡确亲自为北园作记，其《北园记》也收录在《繁昌县志·艺文志》中。

　　蔡确官至宰相，任内积极推行王安石变法，是变法的中坚人物，变法失败后，成为保守派攻击的重点对象。蔡确崇尚权谋，任上残酷打击政敌，树敌过多，生前和死后都遭受攻击，并被《宋史》列为“奸臣”，是宋代一位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

　　南宋淳祐年间，赵孟坚任繁昌县令。赵孟坚是宋太祖第十一世孙，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从兄。赵孟坚是南宋著名书画家，画作以墨兰、白描水仙为精，笔致细劲挺秀。传世作品有《墨兰图卷》《自书诗五首卷》，著有《彝斋文编》。画作《墨兰图卷》现藏北京故宫，书作《自书诗五首卷》现藏上海博物馆。《自书诗五首卷》有一首为《繁昌官舍竹》。

　　宋宁宗庆元年间，县令赵汝积重建学宫，并建三贤祠，用来祭祀曾巩、王安石和蔡确。这三人或曾记述繁昌县城修造，或记述繁昌县学创建，或曾经担任过繁昌县令，都曾是当时朝中的权贵。赵孟坚上任不久，即奠谒学宫，见到三贤牌位，严辞斥责王安石和蔡确：天子诏书说王安石是用歪曲事实的说教，以谋求进身的小人，肇祸误国，排斥异己，谁还敢保留他？蔡确阴险奸诈，罪恶极大，诬蔑我宣仁圣烈太后，清除正直的人，招致外敌入侵之灾难。同时赞扬曾巩：只有先生有很高的名望，诗文清新俊雅，是敬重的模范；在元祐及建中靖国年间，积极辅佐朝政，决不做不忠于朝廷的事。要求将王安石和蔡确两人牌位从三贤祠撤除。

　　步出老街，在距老街一里远的东北侧长江岸边坡地上，曾发掘出土明代砖窑遗址。这里现为富鑫钢铁公司所在地。明初这些砖窑曾为南京建造城墙烧造城墙砖。窑场之所以选择在江边，一是运输方便，长江水运便捷；二是窑址位于城郊，便于督造保证质量。

　　城墙砖两侧都有铭文，从主持造砖的官员到造砖人夫的姓名都模印在城砖两侧。这是一套自上而下责任管理体系，为的是方便责任倒查，以确保城砖烧造质量。我们看到新港窑址出土的一块城砖一侧铭文有“繁昌县提调官主簿刘权”字样。刘权是繁昌主持烧造南京城墙砖的官员。据《繁昌县志》记载，刘权的父亲刘赓原任宛平县主簿，洪武初年受命“制砖窑于繁邑。赓营基度地，扦于陈冲垾回龙矶。赓亡，复命子权袭赓职……”，刘氏父子在繁昌主持烧制城砖的数年中，恪尽职守，体恤民情，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父子继美，曲体民情，地脉坟茔，必加保护。工既竣，即以陈冲等处田土赐权及子孙。”后来，朝廷“停止烧造官员”，繁昌县百姓请求刘氏后人留在繁昌。

　　新港老街

　　新港古家大屋

　　清末举人李虎岑故居只剩下两面雕刻精美的石门框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赵孟坚《自书诗五首卷》之《繁昌官舍竹》

　　新港镇东北长江岸边发掘出土的明代砖窑遗址

　(作者：沈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