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 夫

　　1.我想去当兵

　　上世纪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不仅取得了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还涌现了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典型，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楷模。当兵，无疑是热血青年确定人生坐标的选项之一。我从小仰慕军人，渴望有一天也能穿上草绿色军装，成为英雄军队的一员，为保卫祖国尽责出力。

　　当时的家境和生活状况，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1962年，因父亲的病逝，小学刚毕业的我，不得不辍学在家。父亲原是三山镇合作商店水作业的豆腐师傅。父亲的工资是全家4口人的唯一经济来源。父亲走了，财源断了。哥嫂带着大弟早已分居，靠干农活挣工分过日子，无力顾及我们。母亲带着我和小弟将如何生活呢？一天，母亲呼着我的乳名，很沉重地对我说：“你不能再念书了，先帮我种菜，看以后能否找个事做做。”我知道母亲说这话时，是认真的。我迟疑了片刻，还是不情愿地答应了母亲。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一直担任班干，从一道杠升到三道杠，和同学们相依相伴，关系十分融洽。离开了集体，我就成了一只孤雁，孤寂的灵魂将安放何处？离开了学校，我就得面朝黄土背朝天，整天和泥土打交道。每想到这些，我常背着母亲，一个人偷偷流泪。

　　说是种地，实际上家里仅有几分自留地。母亲、我和小弟都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这几分自留地也只能种些蔬菜。我帮着母亲，翻地、栽菜、浇水、施肥、锄草。种菜的活我干得顺手、老道，这都是父亲在世时手把手教的。

　　瓠子、黄瓜、辣椒、茄子样样种。菜长大了，就挑到三山街去卖。每天重复着这样的劳动。虽然整天干着体力活，心里还是空荡荡的。那段时间，母亲常带着我，去街上找合作商店私改领导组的领导，求他们给我安排工作。跑了十几趟，好话讲了几稻箩，半年之后，我进了合作商店会计室，向老会计们学会计。总算有了工作，虽然月薪只有15元，但我很珍惜。没到一年时间，上面又有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政策，我和同时进合作商店的几个年轻人全给辞退了。不久，有几个合伙做挂面卖的师傅找到我，让我白天给他们当会计，晚上帮他们的作坊值夜班，每月工资15元。我晚上在作坊值班时，睡在装面粉的木桶上，老鼠夜晚出来找面粉吃，它们在我脸上爬来爬去，想睡个好觉都成了奢望。

　　生活和工作上的际遇，促使我想尽快改变现状。

　　1963年末，部队开始征兵。我没想太多，决心报名试试。当年征兵的年龄是18至23周岁。实际上满16周岁也能走。我报名时只有17周岁，体重44公斤，比规定的45公斤缺一公斤。我正在为体重不够忐忑不安时，体检的军医给我开了绿灯：“这些孩子，过了几年苦日子，身体没长好，一到部队，体重很快会上来。”那时当兵，身体合格，政审过关就能走。和我一起报名的几个小伙子，论个头，脸色都比我强，但体检出血吸虫、丝虫感染而不合格。1963年12月13日,公社干部敲锣打鼓，给我送来了入伍通知书。

　　2.东去的列车

　　1963年12月21日，各公社的新兵胸戴大红花，坐着大卡车，由公社武装部长带队，锣鼓喧天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峨山脚下的县委党校的几间空房子里集中。我们很快被带兵班长领走，十来个人一个班。紧接着按个头大小发服装。我当时个头不高，又瘦，当然领的服装是偏小号。分班以后，班长首先教我们打背包。一床棉军被，3斤多重，横竖对折成长方形，用背包带捆成三横两纵，紧绷绷的，很漂亮。第一次穿上草绿色军装，大家互相打量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换装后，新兵队伍当天下午便集中出发。出发前，开了个短会，部队首长介绍了在繁昌征兵的兵种和去向。600多人，全是陆军野战军，将分配给南京军区的有关部队。首长讲话后，是新兵代表表决心。新兵代表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声音洪亮，情绪激昂，表示坚决听从祖国的召唤，服从命令听指挥，为保卫国防，贡献青春热血。后来得知，讲话的新兵代表姓束，是新兵中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之一。

　　傍晚前，新兵们背着背包，徒步走到繁昌老站上火车。我们乘坐的是一列黑铁皮的货车，车厢只有几个透气的小窗。我们称作闷罐车。一节车厢里几十号人，大家放下背包休息。我环视整节车厢，竟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有相互认识的开始闲聊；没有熟人的，独自坐着；有的打开小窗，看着远方发呆。大家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从现在起，我们将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兄弟，离开妻儿(有的已成家)；无论原先是农民、工人、学生或城镇居民，一个共同的职业在等着他们——军人。军人是一种特殊职业。“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迎接他们的全是未知。列车缓慢地前行，一个小时后到达芜湖。下车后，在安师大校园吃了顿晚饭，即刻上车。列车拉响汽笛，长啸一声，驶进东方的夜色里。

　　3.苦乐新兵连

　　车厢里灯光暗淡。新兵们大多斜倚在车厢的铁皮上休息，少数在悄声交谈，我虽感疲乏，但无睡意。列车开开停停，一路上有新兵下车。后来知道，列车在南京、镇江、常州停站时车上的新兵已下车过半。当我从朦胧中醒来，东方已见曙色。列车停靠在无锡站，我们是最后一批下车的。

　　无锡的大街很宽敞，柏油马路上有薄薄的冰层，我们穿的翻毛硬底牛皮鞋，敲在

　　1.我想去当兵

　　上世纪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不仅取得了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还涌现了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典型，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楷模。当兵，无疑是热血青年确定人生坐标的选项之一。我从小仰慕军人，渴望有一天也能穿上草绿色军装，成为英雄军队的一员，为保卫祖国尽责出力。

　　当时的家境和生活状况，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1962年，因父亲的病逝，小学刚毕业的我，不得不辍学在家。父亲原是三山镇合作商店水作业的豆腐师傅。父亲的工资是全家4口人的唯一经济来源。父亲走了，财源断了。哥嫂带着大弟早已分居，靠干农活挣工分过日子，无力顾及我们。母亲带着我和小弟将如何生活呢？一天，母亲呼着我的乳名，很沉重地对我说：“你不能再念书了，先帮我种菜，看以后能否找个事做做。”我知道母亲说这话时，是认真的。我迟疑了片刻，还是不情愿地答应了母亲。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一直担任班干，从一道杠升到三道杠，和同学们相依相伴，关系十分融洽。离开了集体，我就成了一只孤雁，孤寂的灵魂将安放何处？离开了学校，我就得面朝黄土背朝天，整天和泥土打交道。每想到这些，我常背着母亲，一个人偷偷流泪。

　　说是种地，实际上家里仅有几分自留地。母亲、我和小弟都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这几分自留地也只能种些蔬菜。我帮着母亲，翻地、栽菜、浇水、施肥、锄草。种菜的活我干得顺手、老道，这都是父亲在世时手把手教的。

　　瓠子、黄瓜、辣椒、茄子样样种。菜长大了，就挑到三山街去卖。每天重复着这样的劳动。虽然整天干着体力活，心里还是空荡荡的。那段时间，母亲常带着我，去街上找合作商店私改领导组的领导，求他们给我安排工作。跑了十几趟，好话讲了几稻箩，半年之后，我进了合作商店会计室，向老会计们学会计。总算有了工作，虽然月薪只有15元，但我很珍惜。没到一年时间，上面又有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政策，我和同时进合作商店的几个年轻人全给辞退了。不久，有几个合伙做挂面卖的师傅找到我，让我白天给他们当会计，晚上帮他们的作坊值夜班，每月工资15元。我晚上在作坊值班时，睡在装面粉的木桶上，老鼠夜晚出来找面粉吃，它们在我脸上爬来爬去，想睡个好觉都成了奢望。

　　生活和工作上的际遇，促使我想尽快改变现状。

　　1963年末，部队开始征兵。我没想太多，决心报名试试。当年征兵的年龄是18至23周岁。实际上满16周岁也能走。我报名时只有17周岁，体重44公斤，比规定的45公斤缺一公斤。我正在为体重不够忐忑不安时，体检的军医给我开了绿灯：“这些孩子，过了几年苦日子，身体没长好，一到部队，体重很快会上来。”那时当兵，身体合格，政审过关就能走。和我一起报名的几个小伙子，论个头，脸色都比我强，但体检出血吸虫、丝虫感染而不合格。1963年12月13日,公社干部敲锣打鼓，给我送来了入伍通知书。

　　2.东去的列车

　　1963年12月21日，各公社的新兵胸戴大红花，坐着大卡车，由公社武装部长带队，锣鼓喧天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峨山脚下的县委党校的几间空房子里集中。我们很快被带兵班长领走，十来个人一个班。紧接着按个头大小发服装。我当时个头不高，又瘦，当然领的服装是偏小号。分班以后，班长首先教我们打背包。一床棉军被，3斤多重，横竖对折成长方形，用背包带捆成三横两纵，紧绷绷的，很漂亮。第一次穿上草绿色军装，大家互相打量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换装后，新兵队伍当天下午便集中出发。出发前，开了个短会，部队首长介绍了在繁昌征兵的兵种和去向。600多人，全是陆军野战军，将分配给南京军区的有关部队。首长讲话后，是新兵代表表决心。新兵代表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声音洪亮，情绪激昂，表示坚决听从祖国的召唤，服从命令听指挥，为保卫国防，贡献青春热血。后来得知，讲话的新兵代表姓束，是新兵中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之一。

　　傍晚前，新兵们背着背包，徒步走到繁昌老站上火车。我们乘坐的是一列黑铁皮的货车，车厢只有几个透气的小窗。我们称作闷罐车。一节车厢里几十号人，大家放下背包休息。我环视整节车厢，竟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有相互认识的开始闲聊；没有熟人的，独自坐着；有的打开小窗，看着远方发呆。大家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从现在起，我们将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兄弟，离开妻儿(有的已成家)；无论原先是农民、工人、学生或城镇居民，一个共同的职业在等着他们——军人。军人是一种特殊职业。“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迎接他们的全是未知。列车缓慢地前行，一个小时后到达芜湖。下车后，在安师大校园吃了顿晚饭，即刻上车。列车拉响汽笛，长啸一声，驶进东方的夜色里。

　　3.苦乐新兵连

　　车厢里灯光暗淡。新兵们大多斜倚在车厢的铁皮上休息，少数在悄声交谈，我虽感疲乏，但无睡意。列车开开停停，一路上有新兵下车。后来知道，列车在南京、镇江、常州停站时车上的新兵已下车过半。当我从朦胧中醒来，东方已见曙色。列车停靠在无锡站，我们是最后一批下车的。

　　无锡的大街很宽敞，柏油马路上有薄薄的冰层，我们穿的翻毛硬底牛皮鞋，敲在地上，发出蹦蹦声响。口中呼出的热气，瞬间化作团团白雾。队伍步行了个把多小时，到达了目的地。这是陆军某师部驻地。有好几幢早已腾空的营房，是留给新兵住的。新兵按班、排住下后，生活很快进入正轨。听军号起床、熄灯；听排长的口哨集合。吃饭以连为单位。在新兵连吃的第一顿饭，印象尤为深刻。大木桶装饭，各班用菜盆打菜，大白菜烧肉。无锡大米做的饭，光泽晶莹，粒大、柔润，刚进嘴就滑到肚里。这些刚度过三年饥荒的年轻人，哪个不能吃啊。不一会儿，一大桶饭就光了，有人显然没吃饱。一个脑袋机灵的新兵介绍经验说：“要想吃饱，第一碗盛少，三下五除二吃完了，第二碗再盛得满满的。”这一招很灵。班长跟大家说，新兵连无积蓄，到了老兵部队就好多了，保证能吃饱。

　　新兵连的生活有三个月的时间，主要是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学习人民军队的宗旨，学习军队的条例、条令；军事训练的科目包括队列、体能、枪械拆卸组装、射击、投弹等。这是一个社会青年逐渐成为合格军人必经过程。早晨起床后，背着背包跑步或爬山。河埒口的大马路，营房北面的嶂山、惠山，是我们早操常去的地方。新兵连的生活，总体来说是有苦、有累、有乐。开始出早操的时候，我很难适应，背着背包跑步，常跑得内衣湿透，上气不接下气；每次背着背包爬山，快接近终点的时候，心跳特别快，有时浑身冷汗，面色苍白，甚至有运动性晕厥。但毕竟是年轻人，恢复很快，一转过神来，又背起背包，风驰电掣般地冲下山去，赶上队伍。随着体能的增强，状况逐渐好转。三个月时间，除完成队列、射击、投弹训练任务外，还搞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不准开灯，摸黑打背包，背挎包，衣帽整洁地冲出宿舍排队。有的动作慢的，丢三落四，提着裤子，拖鞋撒袜地向外跑，少不了挨批评。

　　结束了一天的学习、训练，晚饭后熄灯前的一段时间，是较为安逸清静的。战友们可伏在灯下，给亲友写信，可在营区周围散步，聊天。三山小镇上和我一道当兵的，同住下街一起长大的姚传流，我认识的杨嗣青、洪有福(后改名洪军)，他们都去了别的部队。新兵连和我走得近的，只有环城公社的方序禄，他比我大5岁，结过婚并有了孩子，我喊他老方。晚上散步，我俩常一道走走。他抽烟，每天最少一包，价格低廉，什么玉猫牌，大铁桥牌之类，每包毛把多钱。晚上散步时，他常给我讲故事，故事的内容多半是荤素搭配，讲到高潮处，神情有些黯然。我当时听了这些故事，也是懵懵懂懂的，但我知道，老方一定想家了。

　　4.滴滴嗒嗒报训队

　　紧张而辛苦的新兵连集训眼看就要结束了，大家刚混熟又要各奔东西，心里都有些不舍。新兵们背上背包，带上随身物品，列队站在操场上，喊一个名字，一个新兵出列，就像老鹰逮小鸡一样，队列里的新兵越来越少。我是被老兵单独接走的，说去军直教导队。我向战友们挥挥手，就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见。军直教导队离师部有一段距离，单独的几幢平房，纵行排列，距河埒口很近。来到教导队，这里已有二十几名新兵，来自各师、团的新兵连。我们面面相觑，互不认识。

　　我们被安排住下，很快便投入新的学习、训练。这二十几名新兵，全部参加军教导队无线电报务员培训班学习，时间需半年之久。我们的教员姓范，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中尉军官，中等个子，身材偏瘦，皮肤白皙，没有胡须，说话声音尖溜溜的，如果不仔细辨认，你会认为他更像女人。我们的教室是较早的“电化”教室。每个学员的课桌上都有一个固定的电键和一副耳机。电键和耳机都与讲台联在一起。教员可以随意监听任何学员的发报，学员也可以通过耳机单独收听教员的发报，就像一部部联在一起的有线电台网。

　　报务集训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学员学会收、发电报，并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开课的第一天，范教员给我们讲解了无线电报务通讯在平时特别是战时的地位和作用，还引用了毛主席1941年为《通信战士》杂志的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要求每一个报务员不仅要练就过硬的本领，还要锤炼坚强的意志、铁的纪律。

　　要练好抄、发报，学员们首先必须记住一些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的电码，以及一些常用的用字母组成的“联络用语”，这对提升抄、发报的速度和准确性至关重要。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快背熟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的电码以及用字母组成的“联络用语”，我们每天起早摸晚，手里抓着小纸条，在操场上、菜地边踱来踱去，反复背诵。

　　当学员每分钟能抄60个电码左右，才开始学习发报。

　　发报训练比起抄报难度更大，也更为艰苦。发报是靠手腕、手指及小臂的相互配合，以手腕发力，带动手指作运动，才能有节奏地敲出点与划。教员告诉我们，早期的报务员是用“立姿”发报的。现在已由“立姿”改为“跪姿”，发报时中指“跪”在电键键钮的依托上。这样一来，中指指甲下面的嫩肉就成了敲击电键时的击打点。发报训练开始后没多久，几乎所有学员的右手中指的指甲下面都红肿起来。个别人的手指甚至打破，血肉模糊，苦不堪言。直到有一天，大家的中指下面都生出了厚厚的硬茧，总算是过了这一关。对于职业报务员来说，中指下厚厚的硬茧将伴随他的终生，成为永不消退的印记。

　　练习发报的时候，最怕教员监听我的发报，因为我的“3”字发不好，点划之间总是脱节。一旦发现教员的眼光看着我时，心里就特别紧张，一紧张“3”字发得更加不好。最难熬的是夏天，学员们整天穿着长裤坐在凳子上，屁股和私处不透气，湿漉漉的，都生了褥疮。

　　在报训队的日子里，脑子里整天响着“滴滴嗒嗒”的声音。每天除了抄报便是发报，生活显得枯燥无味。只有等到星期天，队里或许会组织我们去军部大礼堂看一场电影，也可以两三个战友一道，请假到河埒口买点东西或到锡惠公园逛逛，放松一下心情。

　　5.听尤军长作报告

　　1964年秋，一天早操结束后，报训队范教员告诉大家，今天上午不上课，去军部听军长作报告。教员话音刚落，战友们都乐了起来。听军首长作报告，入伍后还是第一次。早饭后，队伍集合，大家按要求整理军容，束好腰带，一个个春风满面。队伍沿着嶂山南麓的小路，走过村庄，农舍，桑田，一路上军歌嘹亮：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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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完一曲又一曲，唱着唱着就到了军部。

　　军部位于无锡市西郊的荣巷。荣巷是荣毅仁的出生地，因荣氏家族在此聚居而得名。荣巷已有将近600年的历史，1929年建镇，现为荣巷街道。在这条老巷里，深烙着中国民族工业先驱留下的足迹。

　　来到军部大礼堂，我们按指定的位置刚坐下，可容纳近2000人的大礼堂已座无虚席。环顾四周，那么多校官、尉官、士官，就我们新兵蛋子军衔最低，领章的光板子上一颗五角星——列兵。礼堂里突然鸦雀无声，一位身材魁梧的将军走向主席台，他就是我们的军长尤太忠。礼堂里掌声响起，尤军长向大家挥挥手，示意让大家静下来。

　　我的座位离主席台很近，尤军长的面容看得很清晰，他鼻大嘴阔,耳轮几近垂肩,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两道竖纹,深藏一股肃杀之气。军长讲话嗓音浑厚，带有浓重的河南乡音。他当天的报告，因年代久远，记得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二是官兵关系。他简要地阐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很快话锋一转，说军人必须立足打仗，要学习军事，学习政治，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普及尖子经验，苦练近战、夜战，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部队开得动、打得准、连得上。报告的重点是谈官兵关系，他列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官兵关系的现状。他说有一位排长(或连长)因工作与战士发生矛盾后，不仅大骂出口，还扬言要打战士。讲到这里，军长双眉一锁，一脸怒气，“打人、骂人那是旧军队的习气。这名干部必须要向战士道歉”。尔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当天下午，报训队组织学员对上午军长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范教员给大家介绍说：尤太忠军长14岁参加革命，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他当过战士、班长、排长直至将军，一步一个脚印，参与并指挥了无数次战斗，包括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指挥所部参加了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上甘岭战役，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虎将。学员们在讨论时一致认为：军长爱兵如子，对战士们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希望，搞好团结，努力完成训练任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