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昌自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复置后，历经宋元两代，到明代前期，县治一直在延载乡，濒临长江。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县治迁到金峨上乡。

　　新县治四面环山。北面，枕靠大信山；南面，金峨山拱立；东面，梅山、隐玉山并列；西面，铜山、大阳山横亘。峨溪河越城而过，通漳河，达长江，给人们以舟楫之利。新县治正是全县五个乡交会之处，人们来去十分方便。县治一周，城墙绵延三里许；城门高耸，街衢四通八达；商铺整齐宽敞，官舍屋宇建设规范；学宫、察院、民居、坛庙，分布有序。

　　最早动议县治迁址的是县令李庆。李庆，明代宗景泰末年任职繁昌。他的建议，得到了当时繁昌籍名流吴琛等人的赞同。县治迁建的事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一时议论纷纷，流言四起。

　　治所迁址是国家大事，朝廷对此十分重视。皇帝诏令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繁昌县治迁址的事。经过反复咨询和商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新的县治所在地更加适宜。于是，朝廷发出通告，对于煽动制造谣言的人将给予惩处。

　　等到天顺改元，才最终决定县治迁址。执掌迁址工作的，是当时的县令王珣，历经成化年间县令林域、徐礼和弘治年间县令赵文奎几任，最终完成了县治迁址工作。天子很重视繁昌治所迁址，而且一些有见识的人也屡屡建议迁址，这是为什么呢？《尚书》说：“为人民利益而迁徙”，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以前商王迁亳以避免动荡离居，周王迁岐以避免诸狄之患，西汉迁长安是为节省财力，那么繁昌县治迁址的原因是什么呢？考其概要，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其一是休民。繁昌原来的县治濒临长江，位居南京上游。长江为东南水路要道。明朝统一天下，东南地区要去内地重要的州、府，从海外藩属国到两京与两京的使者到各藩属国，多会从繁昌经过，需供应的物品及被使役的人不计其数。有权势的人来来往往，借机盘剥骚扰，永无休止，以致于人民苦于奔命，人口日益消减。明朝初年，繁昌在编住户尚有3960户，而到景泰年间(1450-1456年)则减少到只有1100户，期间变化只有不到百年的时间。

　　其二是省费。朝廷对驿馆设置有里程规定，供应物资也随驿馆而定。繁昌境内，上游设立了荻港驿馆，下游则有鲁港驿馆，中间不必再设置驿馆。而繁昌县治临江，来往官员都会在此停留，增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出，额外加重了负担。

　　其三是远害。繁昌县治俯瞰长江，从地形上来说，不便修筑城墙，不但不利于县城防御，反而给侵扰的盗匪长驱直入之便。

　　这是繁昌县治迁址的三个原因。从此以后，劳作的人渐渐得到安稳，穷困的人渐渐得到缓解，流落在外的人渐渐安定下来。不久繁昌编户就增加了220多户，可见迁址的好处和成效。

　　《春秋》不记载平常的事，而对创建改制的事则详细地记录下来。像县治迁址这样的大事，应该仿效《春秋》记录下来。然而，繁昌县治迁址近六十年时间，却没有去著文以记其事。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时任繁昌县令俞应辰认为，商王迁亳因《诰》记载而传播，周王迁岐因《诗经》记载而赞咏，西汉迁长安因《史记》记载而昭著，而轰轰烈烈的繁昌县治迁址却没有记载，这不能不说是史料记载上的缺漏。于是，俞应辰写下了《改迁县治记》一文，记叙繁昌县治迁建始末，让我们得以看到先人做事的敬业和努力，也激励后人建设繁昌的决心和信心。沈大龙

　　沈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