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高高的周山南面，顺着山势分布着三条小山脊，当地人叫“三个包”，现在的“三个包”林木葱郁，茅草繁茂，融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满目苍翠。就是这片不起眼的山场，当年却是我们生产队一百多号社员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从柴米油盐到糊口的大米，大多是这片山场砍下的茅柴换来的。这片山场见证了我们生产队全体社员的辛勤与艰苦，也留下过我少年时代的汗水和欢悦。

　　我的家坐落在半山半圩的江南丘陵，村前是一片的水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岱湖滩。全家五口人，父母两人在生产队累死累活，年底一算账，还要欠生产队一笔钱，这就是超支款。田里挣不到钱，家里的各种开销，唯一的指望就是那片山场，每年青黄不接的时节，家中往往没米下锅，也靠卖柴去换点大米糊口。

　　每年“双抢”过后，田里的农活渐渐松驰下来，生产队便将那片山场以抓阉的方式分给每家每户。一有空闲，大人们便去山上砍柴，砍下的茅柴挑回家堆成柴垛，等干透之后挑到邻县的黄墓镇上去卖。砍柴是辛苦的活计，往往落在父亲和母亲身上。我们小孩只是在大人砍过柴后，用竹扒把散落在地上的柴叶扒到一起，用竹夹篮挑回家当烧火柴，好省下柴垛上成捆的茅柴去卖钱。等我稍大之后，不再给生产队放牛了，便也跟着父亲去砍柴。别看砍柴是个粗活，但捆柴也很有学问，父亲捆柴时，总把整洁的茅草捆在外面，那些带刺夹藤的东西捆在里面，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柴品相好，挑上街好卖。

　　一天晚饭之后，父亲从柴垛里抽出四捆茅柴，用钩绳扎好，准备第二天上街。我也向父亲提出挑柴去卖，父亲说我还小，没有同意。可是禁不住我再三央求，父亲最后抽出一捆茅柴，改成两小捆，让我和他一道去。第二天鸡叫两遍，父亲就叫起我，让我挑着两捆小小的茅柴，赶到漳河渡口等渡船。早晨卖柴的人特别多，好不容易在父亲的保护下登上渡船，来到河对岸的黄墓镇。这时，天还没有完全亮，我找到街边的一块空地歇下，冷风一吹，刚才走路、过渡时汗湿的衣服冰冷，冻得我浑身发抖，只能踱着脚两头跑动。

　　天渐渐亮了，街面上的人也陆陆续续多起来。镇上的居民也起来了，上了年纪的老人从家里拿出一把扫帚，把地上散落的柴叶扫起来，用畚箕装回去烧饭。现在想来，那些居民的生活也够艰难的。窄窄的街道两边，摆满了河对岸挑来的茅柴，卖柴的人急急地站在自己的柴担边，等待着买主到来。买柴的人并不多，似乎也不着急，他们慢慢走过街道，把两旁歇着的柴担一一看过，然后询问价格，讨价还价。我家的柴看相好，问的人也多，最后以每担一块八成交。我那两小捆柴只有三十来斤，卖了六毛多钱，第一次拿着自己劳动换来的收获，心里特别高兴，但看着街上还有那么多茅柴没卖，我很是替他们着急，可父亲说，肯定会卖掉，最后剩下卖不掉的，豆腐店的人会来捡便宜。

　　从那之后，我也就经常挑柴上街卖了，当然卖柴的钱都是要上交的。我家是超支户，生产队分的粮食常常要卖去还超支款，所以我家一年中有大半年是在缺粮中渡过的。每年从新粮收获开始，母亲就精打细算，一天只有一餐干饭，早晚两顿凑合着吃些山芋、胡萝卜、马铃薯、高梁之类的杂粮。山芋是杂粮中的主食，几乎天天要吃，吃不下也得吃。在我的少年时代，饥饿始终伴随着我慢慢长大。有时几天见不到米，实在捱不过，父亲上街卖柴换回一点米，维持一阵子。

　　好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我们生产队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靠着卖柴换点米糊口的日子慢慢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燃料也从烧柴草到烧燃煤，再到后来的液化气、天燃气，现在就是最偏远的农村，每家每户也都用上了液化气，再也没有人上山砍柴了，圩区的居民再也不用买柴做饭了。再说，现在做房子、打家俱也不用山上的木料了，山上的各种树木、柴草自然生长，过去看也看不住的山场，现在变得人迹罕至，山中野猪、野兔出没，过去几乎看不到的野狼、山麂也渐渐多起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成群的山猪危害庄稼。

　　山，还是过去的“三个包”，那时每年都要被砍光一次，茅柴砍了，还要把落下的柴叶扒净，甚至连长在土里的树桩也要挖起来。小小的”三个包”变得光秃秃的，岩石裸露，水土流失，山上的茅柴也一年比一年稀疏、矮小。现在每次回家，总想去那片山场看看，可每次走到山脚却找不到进山的道路，茂密的林木早已把进山的路给填满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自然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这片青山就是一个例证。

　　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