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教授的《文化苦旅》横空出世，而后一系列的“秋雨散文”旋风般地骤然掀起，一时间在当代的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热闹的“余秋雨现象”。然而时过不久，在世纪之交后对余秋雨及其文章，却从好评的高潮中陡然跌入低谷，而受到某些批判。我是秋雨散文的拜读者，即写了一篇短评《文章不读余秋雨》，曾发表在《大江晚报》的“镜湖星月”上，因为比较客观地公正地评价了“秋雨散文”，而得到不少读者的认可。

　　其实在同一个时期，在台湾也有一位大教授余光中，从1992年起，就先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之邀请前来作演讲，人民日报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他的诗歌及散文集。只是那时候国内的媒体对他的宣传介绍很少，因此大多数读者，只知道余光中其名，而对其人其文不甚了解。

　　两千多年来，中国正宗的散文特点，大都着重在清淡中见韵味，而很少在瑰丽奇伟中见其生命。而余光中对散文的改革，首先是对散文的传统作出了大胆的突破，让作家鲜活的生命力向现代艺术吸取精华。在台北时期他开始创作出一种新型的散文，其文其情更为浓烈，感性更为丰富，知性与感性融合得浑然一体。到了香港时期，余光中的散文创作有了飞跃的进展，从散文的专才一变而成为通才、全才。他不仅可以在散文中出色地写景、抒情、说理；也能够在叙事、状物中表情达意，而且更能够将散文的六大功能熔为一体。到了中、晚年时期，在游历了北美和欧洲数十个国家后，他又出了大量的游记散文，其文采斑烂而鲜明，文字简繁有序，文笔气定神闲，文韵淡而实醇，又是一番新境界。

　　现把光中和秋雨两教授作一个大概的比较：二位都姓“余”，或许还同“宗”呢。从年龄差距来看，前者为“老余”，后者则可称“小余”。再从个人经历和学术成就来看，秋雨先生身为教授和学者、散文作家，其创作成果是以“文化散文”为见长，而光中先生，一生身为教授和学者、翻译家、诗人、散文作家。其创作成果和翻译作品，可谓是著作等身，是斐声学界的教授、诗人和作家。用一句中国民间的比喻，一位是大巫，一个是小巫。

　　余光中之所以有这样显赫的名声和创作成果，是与他沧桑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1928年重阳，余光中出生于南京，童年时就开始遭遇国难，经历了日寇的“南京大屠杀”，跟随母亲逃难、流浪到四川、重庆，他目睹过日寇对重庆的大轰炸。逃难的经历促使他早早地睁眼看世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后转学厦门大学，最后毕业于台湾大学，读的是外文系。他精通英语，还会法语和西班牙语。长期教授西方文学，先后翻译过十多种西方文学作品。五十至七十年代，他三度赴美国几所大学任教，长达五年，对西方社会和艺术，尤其是现代绘画和摇滚乐都有深入了解。1974年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长达十年，便又系统地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

　　在余光中的艺术生命成长中，有三个时空阶段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四十年代的中国陪都重庆，而后是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兴起的台北，还有七、八十年代的诡异多变的香港。余光中与它们朝夕相处，接触了多种文化成份，尤其之后两个城市，东方与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的碰撞最为激烈。余光中先后遍游欧美世界，西方的亲身经历，使敏感的诗人感受到剧烈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以及冲突与压迫之下，自己肩负民族文学乃至文化现代化的重大使命。

　　因此，余光中步入诗门，主要是受到十九世纪的英诗的启发，其次是中国旧诗的根底，最后才是对现代新诗的观摩。进入七十年代，余光中又从摇滚乐和民歌中受到启示，发展出朴素的民谣风格，而在内容上则又进入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探索。其中以乡愁诗最为闻名。在余光中千余首的现代诗中，有不少首都脍炙人口，而享誉世界。

　　在余光中的诗文创作生涯中，起初他认为诗歌是主业，散文是副业。后来他发现，诗和文如同左右眼，只有两眼一起看世界，世界才是立体的。有人曾评论余光中的诗歌创作具有三度空间：即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我读了余光中的散文后，觉得他的散文更具有这三度空间感。在他的文章中，无论是写人或记事或记忆和追述，以及状物、写景、抒情、议论，常常是随着时空的变换，在纵横交错的三维空间中，将繁复的意象，以及时空的映叠、交替和压缩或变奏，来加大散文的思想深度和内涵的密度。

　　余光中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提出了新的散文标准，即散文的“弹性”，它是指现代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读余光中的现代散文，可以让人品味到其独特而细腻的语感，即使是用“典”，也是把古典文学的意境、氛围和情调纳入到现代人的心灵之中。像余光中这样的学贯中西，而又中西兼容的文学大师，在台湾乃至中国的教授、学者群中，诗人、作家群中，都是无与伦比的。余光中的散文，笔势雄奇，想象奇特，感性丰沛。读他的散文既是一种知识收获，更是一种高品位文化享受。因此，我要向广大的读者说：“欲知天下诗文事，文章要读余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