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书生”与“江湖”，人们大多习惯性认为，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群。我最早认识“书生”一词是上中学时读到毛主席的一首《沁园春·长沙》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于是对那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意态气概奔放到极点的“书生”，是何等羡慕，从而激发莘莘学子奋发上进。后来读了《水浒传》，又知道了那些敢于打抱不平仗义疏财，被逼上梁山的江湖好汉。许多年来，在我才疏学浅的印象中，“书生”就是“书生”，“江湖”就是“江湖”。因为书生的意气，讲究的是气节：“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江湖的义气，讲的是仗义：“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同生死，共患难”。

　　然而，有着五千年文化文明的中国历史，朝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都是一幕幕威武雄壮的人间悲喜剧。所有的书生在剧中都是演员，所有的江湖当的都是导演。书生无论是扮演生、旦，还是净、末的角色，却很难形成历史的气候；而那些生就的江湖好汉和从书生中脱颖而出的江湖导演，却能浩气凛然，振臂高呼，或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于不经意间已经左右了历史的局势。从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到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即使是那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都是创造历史奇迹的大英雄大导演。

　　书生大多认死理。从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到清末的“六君子”，都是书生，看重的是书生的气节，宁死不屈。为了变法，谭嗣同，大义凛然，慷慨就义。还有明朝那个东林党，可谓是盛极一时。从朝中的首辅刘一燝和副宰相叶向高，到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延弼等，大大小小官员七十多名都是东林党人。当时明朝的政治、军事、文化、人事和监察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而魏忠贤只是东厂总管，势力并不大。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带头上疏弹劾魏忠贤贪脏枉法24大罪恶，朝中70多名东林党要人联名上疏声援。令人可惜的是这一大批书生只知道上疏，哪里懂得江湖手段的厉害。魏忠贤先是假传圣旨，暗中指使锦衣卫给东林党人罗织罪名。没几个月时间，这些东林党人，被罢官的罢官，被坐牢的坐牢，被杀的被杀，而受此案牵联被杀害的共有一万多人。所以古人早就给书生下过结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江湖却会变通。三国时的刘备，虽是皇室一后裔，但文化不高，算不上书生，但此人擅长江湖义气一套，用“桃园三结义”手段，取得了关羽、张飞两位武将支持，接着“三顾茅庐”，请来卧龙先生诸葛亮作他的军师。孔明是个足智多谋的书生，他有出谋策划、决胜千里的干才。刘备有了这样忠心耿耿于他的武将和书生，才得以使西蜀能够鼎立三国之中。如果再追溯到楚汉相争的时代，刘邦看似一介小书生，而项羽貌若江湖大英雄，然则相反，刘邦行的是江湖之道，项羽行的却是书生意气，从兵败垓下，到霸王别姬，乌江自刎。他要的是书生气节，威武不能屈。倘若换个江湖，则会渡过乌江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汉代的历史会又是另一个版本。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咏诗赞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易安也是个书生气十足的秀才。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不乏由书生充当的革命斗士。当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大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书生，走出课堂，走上街头，或宣讲革命，或示威游行。陈独秀在北京主办《新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抨击时弊，寻找救国之路，引导青年走向革命。一个个风华正茂的书生，把书生的意气和才华，喷溢四射。但是世上的事情，并不像许多书生想象的那样单纯。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书生，只因死啃书本上的教条，结果不是犯了“右倾”，就是“左倾”的错误，既影响了革命，也断送了自己。

　　能够把书生意气与江湖义气灵活而巧妙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成为为民族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伟人，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传统的观念中，“书生”和“江湖”是对立的，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大群体。当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来重新审阅历史，对这两大人群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后，就不难发现这两个群体是对立的矛盾统一体。因为江湖有着双重性，行正道，讲仁义道德，可为民造福；如行的是邪道，则搞阴谋诡计，祸国殃民。像魏忠贤之流就是这样的江湖小人。还有旧社会里的帮道会组织，也是打着江湖人的幌子而干黑道之事。所以一提到江湖，人们就没有好感。其实，真正的江湖，是行仁道正义的，是历史活剧中的导演。对于书生，人们大多是有好感的，他们知书明理，有才学，重气节，但也有不足之处，或胆小谨慎，或盲目自信，很难干成大事。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都离不开这两大群体。要想成大事业者，必须善于取其“书生”和“江湖”的精华。学文化，学科技，发展经济，作规划，搞建设，制定法规法则，哪一项不需要书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只要有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就需要有一大批铁碗江湖人物站出来，仗义疏财，扶弱济贫，而安天下。孙以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