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韩国光先生相识于十多年前。那年那月，我尚在珠城蚌埠东郊的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里煎熬着青春。说是“煎熬”，委实不夸张———企业效益每况愈下，跳槽者数不胜数，惟我贪恋着故园近在怀远的便宜，一时又寻不到什么门路，便只能苦守着那个“泥饭碗”捱日子了。偶尔，烦闷难遣，我便移情书报，在稿纸上胡乱发泄，偶也投给《珠城周末》《蚌埠青年》等报刊。然而，因心绪难平，文字狰狞，故发表者终是寥寥，我亦因此而惆怅万端。偏偏那时节，常能从《珠城周末》《新安晚报》等报上读到韩先生的大作。他的文章往往篇幅不长，语言朴素却不粗陋，看似寻常生活琐事，实则暗蕴人生智慧。更让我钦服的，是其在字里行间流露的对待生活的态度：积极，昂扬，执著而知足。我便产生了拜访他的想法，以期他能为我这个迷茫的初学写作者指点迷津。好在那时，见报作品的末端多附有作者的工作单位或通讯地址，我于是轻而易举又十分冒昧地寻到了韩先生的家。

　　韩国光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两道浓眉下那敏锐又和善的目光。当我惴惴然说明来意时，热忱爽朗的韩先生竟毫无保留，从读书到写作，从庸常人生到理想生活，侃侃而谈，谆谆劝勉。说到兴奋处，他竟手舞足蹈，孩童一般无所顾忌，坦然相向，使得原本拘促不安的我渐归平静，并获益匪浅。犹记得，韩先生告诉我的“小秘密”：在天桥东首，有一家报刊亭的邮票可以七折购到，这样可以节约一点钱，从而用来买书看。他还取出自己的投稿信封给我看———那些较厚的牛皮纸信封落款处，竟赫然印有“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韩国光”等醒目的红色字样，原来竟是他专门赴某印刷厂印的！我一来惊奇于他已是省作协会员，二来亦诧异于他的这种做法，心底里甚至还涌起一丝鄙夷———这未免也太自傲了点吧！然而，韩先生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刮目了：自己印信封，每只比市场上可以便宜一半，想时日一久，亦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别出心裁地在信封上印自己的名字，是想给报刊编辑留下“一见难忘”的印象，毕竟那个年月，甘做缪斯女神的俘虏者亦是随处可见，手写稿能否变成铅字，实力之外，还得靠点“运气”，而这得自己争取……

　　之后不久，韩先生和夫人一道，竟辗转觅至我所在的企业来看我。那是个朔风凛冽、雪花飞舞的冬日，当我从同事口中获知消息时，很是惊喜，一路从车间狂奔至宿舍楼下。翘首望去，韩先生与夫人正立在二楼走廊间朝我微笑呢！我赶忙跑上楼，把他们请进屋。他们夫妇俩对我的工作、生活非常关心，详询细问，情真意切。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竟然给我带来了一床棉被！想想，我们非亲非故，仅一面之交，我本以为他们是为自家添置的，那天只是顺道来看我，未料，他们知道孤单单漂在珠城的我薪金可怜，怕我受冻，故而特意为我选购的！尝闻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那一床棉被如熊熊之火，照亮了夫妇二人的良善热肠，更温暖了我在困苦艰辛的生活里几近枯寂绝望的心。在韩兄的鼓励和指点下，我的写作水平亦渐长，在《珠城周末》的“生活潮”、“七色光”等版面相继发了不少小文。

　　再后来，我只身来到了江南，找到了新的工作。素日余暇，读书与写作，依然是我不变的嗜好。而投稿，也绝少使用信封、邮票了。但这些年来，每每念及韩兄和夫人曾经对我的帮助，年届不惑的我总是感动如昨。好在如今有短信，有博客，还有电子邮件，尽管时空迢遥，亦不妨互通有无。当获悉韩兄偶患疾病却仍旧笔耕不辍时，我禁不住劝他多多珍重，并暗暗地祈福于他；当我从韩兄的文章里读到他们一家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却温馨祥和时，我亦为他们感到由衷地高兴。我想，哪一日再回珠城，我一定会再去拜访韩兄和他的家人的，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