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祖母说，三叔从小脾气就犟。祖母说：“跟他老子一样，性子直，脾气犟，一生不知道吃了多少犟的亏。”

　　我的父辈弟兄3个，还有一个妹妹。祖父长年在江南帮工，把个祖母还有4个子女丢在江北一个名叫运漕的小镇上。祖母住在娘家，外太公是一个教书的先生，家境也不富裕，常常吃了上顿没了下顿，从小，三叔就不知饿了多少肚子。三叔10岁左右，祖父就把他们弟兄仨带到江南学徒，伯父和我的父亲还好，三叔脾气犟，年龄又小，常常遭到师傅的辱骂。骂了以后，祖父不知道还好，知道了，定然少不了一顿打。实在熬不下去，16岁那年，四川的军队进驻皖南，三叔就偷偷地随着川军走了。

　　三叔在军队的事从来不跟我说，只有一次，三叔大概是喝了一点酒，和我说起他在军队的事。三叔说，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腿部负伤了。“子弹打在腿上，就像什么东西锥了一下，接着血就拼命地向外流。情急之下，我就装死，一滚，滚到了田沟里。待战斗结束后，连夜往有村庄的地方爬。”三叔说：“二世人啦，伢子。那一次的苦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说清。”

　　因为三叔历史有问题，解放后一直是被审查的对象。在单位，做的都是下脚事。虽然三叔人长得很魁伟，从小在他的外祖父身边也读了点书，按我祖母的话说，文也能做，武也能来。那时，合作商店开了间浴室，一到冬季，浴室开张，三叔就到浴室当服务员，为人捡拖鞋，打手巾把子。三叔做这些事虽然很不情愿，但他却很尽责，手巾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拖鞋也是一字地排在浴池的门前。只是没事的时候，三叔把个宽大的身子斜摆在炕上，脸向着天花，呆呆地望着天花上的水蒸汽形成的水珠。

　　“文革”时，三叔被打成“四类分子”，每天扫大街。这事我还是听姐姐说的。怪不得有一天我上学，在下街头看到一个人在扫街，见我来了，把背对着我。姐姐说：“那就是三叔，以后，你没事，不要往下街头跑。”我说：“是，我知道了。”

　　我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拉扯着我和我的两个姐姐。三叔对我的母亲最尊重，常常跟人说：“要是在旧社会，我家的二嫂可以树牌坊。”三叔对我家也很照顾，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尽其所能。记忆中，每年的大年初一，我家的门总是三叔把喊开，三叔在合作商店，通过人情，买来油条和春卷，给我们母子初一早上吃。三叔有一男一女，男孩在很小的时候去世了，三叔就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三叔对我就另眼相看。我一到他身边，他就找话和我说，有时，家里有点菜，就喊我到他家去做事，实际上是“油”我一下。

　　1977年，黄浒修大桥，镇上来了工程队，工程队要住旅社。三叔是旅社的服务员。那天晚上，又是风又是雨。第二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家三叔恐怕出事了，昨天晚上上班，到现在还没回家。我急忙赶到三叔家，三婶失魂落魄地站在家门口。下午，单位上派人到黄浒河找，又用划钩在水里划。一直到下午3点钟还没找到人，有人提议，把他的亲人喊来，要在，就会现身。单位上的人把我喊去，在一个扫水湾，三叔真的被找到了。他的遗体漂在水上，脸面灰白，向着天，眼睛瞪得大大的……

　　后来才知道，因为安排工程队住宿的问题，三叔觉得，有些问题还没落实好，还需要向经理请示，就连夜到住在河对岸的经理家。回来的时候，因为风雨过大，三叔失足落水了……

　　今年，是三叔三十年忌年。我写这篇文章，倘三叔泉下有知，他会高兴的，因为，到今天，竟还会有人记着他。凌延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