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繁昌县原是侨置县，其地原属春谷县。繁昌县原籍在豫州颍川郡颍阴县，于220年12月由魏(史称曹魏)设立，县治在今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繁城镇。318年东晋在扬州宣城郡春谷县侨置襄城郡繁昌县。隋开皇九年(589年)废繁昌等县，更置当涂县。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复置繁昌县。至此，繁昌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曹丕称帝设立繁昌县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失败后，各地割据势力连年混战。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经过长期战争，统一了北方。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嗣丞相位和魏王爵，领冀州牧，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曹丕势力很大，天下“行运在乎曹氏”，曹丕欲代汉称帝。在满朝公卿尽曹氏的压力下，汉献帝命兼任御史大夫的张音持符节献上天子玺绶，像尧禅位于舜一样，把皇位禅让于曹丕，曹丕却不接受。曹氏群臣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等屡次上书劝进，劝说曹丕代汉称帝，曹丕在再三推辞的戏演足之后，在颍川郡颍阴县(县治在今许昌市东)繁阳亭垒筑高坛，修建行官，筹备举行受禅大典。

　　延康元年冬十月辛未日(220年12月10日)，受禅大典在繁阳亭举行，公、侯、卿、士、文武百官、外邦使节、地方郡守、匈奴单于及四方蛮夷首领齐集于繁阳亭灵坛，曹丕登坛接受汉献帝刘协禅让，接过传国玉玺，即皇帝位，称魏文帝，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国号为魏，史称“曹魏”，建都洛阳，追尊其父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封刘协为山阳公。

　　为昭示曹魏新朝伟业辉煌，繁荣昌盛，取当时“人神共和、繁荣昌盛”之意，于同年十一月癸酉日(220年12月13日),“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 [晋]陈寿撰、[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线装书局，2006年12月，第30页。①也就是在颍阴县繁阳亭新设立繁昌县。黄初二年(221年)，又以“汉亡于许，魏基昌于许”，改许县为许昌县。

　　现存于河南省临颍县繁城回族镇繁昌三国文化园内的“汉魏受禅碑”，记载了220年汉魏两朝禅让这段史实。汉魏受禅碑共两通，其一曰：《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其一曰：《受禅表》碑。《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是当时46位公卿将军为劝说曹丕代汉称帝而向其上的奏章，碑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起首10行，依次列出了上奏章的46位公卿将军的官职、爵号和名讳。是按官职大小、爵位高低依次排列的。第二部分是奏章的正文，主要是劝说曹丕代汉称帝。先讲了在这篇奏章之前，汉献帝要禅让，群臣劝进，而曹丕坚辞不受的状况。接着列出七个理由劝说曹丕代汉称帝，其一是任何人做事情都要顺从天意；其二是神灵庇佑曹丕称帝；其三是曹操为曹丕称帝奠定了各种基础；其四是曹丕做魏王10个月政绩突出，德誉双全；其五是天降祥瑞，预兆曹魏应当代汉；其六是群臣劝说曹丕称帝，如果曹丕不称帝，群臣就会有不虞之灾，曹丕称帝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七是时运和机遇在等待曹丕称帝。接着为曹丕安排如何受禅。第三部分则是46位公卿将军的签名。

　　《受禅表》碑则全文记叙了受禅的过程。主要有：一、受禅时间：黄初元年冬十月辛未；二、立碑目的：让皇帝受禅的美德留传于后世；三、曹丕凭什么称帝：仪侔皇恣，齐光日月，材兼三极；四、皇天降兆让曹丕称帝；五、曹丕谦退，辞让再三；六、公卿劝进，意恳辞切；七、上观天意，顺天承命；八、择选吉地，繁昌承统；九、场面宏大，中外欣悦；十、按过大宝，称帝改元。两碑内容相互印证，共同记载了当年汉魏受禅完整的过程。

　　当时的繁昌县属颍川郡，随着历史变迁，繁昌县析并及隶属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建安年间，曹操许下屯田，在颍川郡襄城县置“襄城典农中郎将”，管理临近汝水、滍水流域的屯田事务。曹魏末年，屯田制被破坏，改农官为政官，遂将颍川郡南部襄城周围诸县析置为襄城郡，郡治设在襄城。②潘民中、李大伟：《孟诜数疑考辨》，《中国当代医药》2011年18期。]据《繁昌县志》(道光)记载，“繁昌本属颍川郡，魏分颍川为襄城郡，繁昌县属襄城郡。”

　　两晋沿袭魏制不变。420年，南朝刘宋王朝撤繁昌县并入临颍县，属颍川郡。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分置颍川郡、南颍川郡，临颍属南颍川郡。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颖阴(治今许昌市)也并入临颍。永熙三年(534年)，临颍属东魏，隶豫州部颍川郡，时颍阴、繁昌县又从临颍析出复置县。武定八年(550年)，高洋灭东魏，建北齐，设临颍郡(郡治在今郾城东)。建德六年(577年)周灭齐，临颍、颖阴、繁昌并入长社县。

　　隋开皇二年(582年)，临颍、繁昌县由长社析出复置县，属颍川郡。

　　唐贞观元年(627年)废繁昌县入临颍，属颍川郡。至此，中原地区繁昌作为县名消失。

　　东晋初年侨置繁昌县

　　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病逝，其子司马炎袭相国位和晋王爵。数月之后,司马炎仿效当年魏文帝逼迫汉献帝禅位的故事,逼迫魏元帝禅位给他。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日(266年2月8日)，魏元帝曹奂禅位，司马炎即皇帝位，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改元泰始。

　　晋惠帝时，晋室先后有八个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进行了长达16年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期间，北方少数民族乘机起兵并入侵中原地区，发生“永嘉之乱”。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族刘汉政权的军队攻下都城洛阳。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

　　永嘉初年，当西晋统治面临严重危机之时，原来坐镇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的琅琊王司马睿于永嘉元年(307年)南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坐镇江南，做好晋廷南迁的准备。西晋灭亡后的第二年(317年)，司马睿在建康重建司马氏政权，史称“东晋”。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造成北方连年战乱，大批汉族人为了逃避战乱和杀戮，纷纷迁徙南下，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北而南的大移民。南迁的人民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荆、扬、梁、益诸州，总数约在七十万人以上，还有大约二十万南迁人民没有到达长江流域，聚居在今山东境内。南迁的人中也有一部分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南进，深入到皖南山区，甚至闽、广一带。根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南齐书》州郡志等有关史籍记载，估计自永嘉至刘宋之际，有户籍的南迁人口，大约占西晋北方原有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迁徙的结果使南方居民中每六人就有一人来自北方。

　　在北方南下的侨寓人口中，从地域来说，以侨居于今江苏省的为最多，人数约在二十六万，侨居今安徽省的约十七万。

　　为了安置这些庞大的南迁流民，东晋政府采用在流入地设置侨州、郡、县的办法来进行安置和控制。

　　据清道光《繁昌县志》，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流民从帝渡江，在宣城郡春谷县侨立襄城郡繁昌县以处之。县治在移风乡普照院(今芜湖县陶辛圩)。是时，春谷、繁昌两县并立，春谷县仍属宣城郡。

　　东晋创设的侨郡县制度，《隋书·食货志》记载说：“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说明所谓侨州、侨郡、侨县，就是在南方建立的与侨民原籍地同名的州、郡、县，南下的侨民在侨州、郡、县内著籍，保留着原来的籍贯。

　　侨州、侨郡、侨县内各级流亡政府的文武官职，仍由北方南下的流亡士族担任，他们在寓居地，凭借势力依然奴役着从北方流亡而来的民众。

　　这些侨郡县开始没有实土，依附在侨居的郡县。这些侨州、郡、县时合时分，境界不太确定，层级也不完善，致使地方行政系统十分混乱。这样混乱的行政系统和侨人户籍，不利于东晋政府的统治。在侨迁初期，东晋政府对侨民还有免赋税等优待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来侨民在南方逐渐安居下来，同南方土著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越来越小，东晋政府认为过去对侨民的优待政策已经没有必要了。为了国家的“财阜国丰”，为了扩大税赋、力役、兵役的征发，需要把北来侨民也纳入征发范围之中，于是东晋政府实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把散居侨民的户籍断入所在侨居地上，使之可以附着在名副其实的政区之上，由政府加以控制，以便按时按地征赋纳税。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东晋权臣刘裕实行“土断”，繁昌县取得实土，由侨变实。

　　当北方人民随晋王室南迁的时候，朝野之间人人都以为离井背乡只是暂时现象，中原很快就会恢复，官民不久就能返回原籍。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才产生了侨州郡县的特殊政区形态。

　　这些侨置的郡县及原有的郡县常有撤并，也有新设立的郡县。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侨置淮南郡，领春谷、繁昌等县。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年)，改春谷为阳谷。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省阳谷入芜湖县，春谷遂废，唯繁昌存。

　　南朝宋孝武大明六年(462年)，淮南郡并入宣城郡，繁昌县属宣城郡。宋明帝太始三年(467年)复属淮南郡。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以阳谷地置南陵郡，治赭圻(故址在今繁昌县荻港镇)。

　　南唐升元年间复置繁昌县

　　自“永嘉之乱”，东晋侨置郡县，历经南朝宋齐梁陈，侨置郡县越来越多，至使地方行政区划十分混乱。隋朝初年，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看到天下州郡县过多，就给隋文帝上表说：“当今郡县，比古代数量多了好几倍，有的地域不到百里，就设置好几个县；有的户不满千，就设置两个郡，官吏太多，耗费太大；吃皇粮的人增加了一倍而税收却年年下降。吃皇粮的人中，真正的人才，百里挑不出一个，而国库支付一动就好多万，这些钱从哪里来?这真是民少官多，琴有更章之义，瑟无胶柱之礼，问题是要去闲职，并小为大。这样，国家财政就不会亏空，选举就容易选得贤才。”隋文帝看完奏折非常高兴。隋开皇三年(581年)，隋文帝下令撤销天下诸郡。后来，又取消了所有侨州郡县，才使侨州郡县最终成为陈迹，后代也未再重演。在后来的移民运动中，如果某一地区接受相当数量的移民，一般都是根据“稠则减，稀则旷”的原则，从旧政区中析置新政区。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南方的陈朝，实现了全国统一。是年，并襄垣、于湖、繁昌、西安四县，更置当涂县，繁昌县阙；罢南陵郡置南陵县，南陵县治赭圻，属宣州。

　　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割当时的南陵县五乡(延载乡、春谷乡、金峨乡、铜官乡、灵岩乡)，复置繁昌县，属金陵府。治在县西北的延载乡(今新港镇)。

　　时间过去了近350年，其间又经历了唐代，到了南唐升元年间，为什么会复置繁昌县呢？南唐初期，繁昌这个地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单独设县。据宋代乐史《太平环宇记》记载：“本宣州南陵县地，……以地出石绿(碌)兼铁，由是置冶。自唐开元已来，立为石绿(碌)场。其地理枕江，舟旅憧憧，实津要之地。以南陵地远，民乞输税于场，伪唐析南陵之五乡，立为繁昌县。”也就是说，繁昌在此之前原属宣州南陵县，本地出产铜和铁，因而设置冶炼铜的机构。自唐代开元以来，设立石碌场，这里地理位置临近长江，商旅船只来往不断，是重要的渡口。因为距南陵县城较远，人们请求就近在石碌场交税，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因宋朝庭不承认南唐政权，所以称南唐为伪唐)从南陵县分割出五个乡，重新设立繁昌县。

　　复置后的繁昌县，其幅员与原来的繁昌县大不相同，不再是原来的繁昌县域范围，县治也不在同一地，但繁昌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其后经历宋元两代，到明代前期，繁昌县治一直在延载乡。县治濒临长江，乃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各路官员，接待不堪重负；县治俯瞰长江，其地形不便筑城墙，盗贼多有侵扰。县治迁址以远离这些祸害，就成为人们的期盼。最早提出县治内迁的，是明代宗景泰末年的繁昌县令李庆，他的提议得到了朝中繁昌籍人士吴琛的支持，但直到天顺改元(1457年)，才最终决定县治迁址，由延载乡迁到金峨上乡(今繁昌县繁阳镇)，职掌迁址工作的，是当时的县令王珣。经过明成化年间的县令林域、徐礼和弘治年间的县令赵文奎，才使县治建设逐步完善。

　　县治迁址后59年，也就是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县令俞应辰作《改迁县治记》，记载了明英宗天顺元年繁昌县治迁址这件事。

　　到2020年，繁昌县设立已1780年，侨置繁昌县已1702年了。

　　① [晋]陈寿撰、[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线装书局，2006年12月，第30页。

　　②潘民中、李大伟：《孟诜数疑考辨》，《中国当代医药》2011年18期。

　　位于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受禅台遗址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拓片

　　《受禅表》碑局部，碑上“繁昌”两字，是保存至今最早记述繁昌的文字。

　　繁昌夫子庙大成殿。夫子庙随县治迁至现在的繁昌县城，又几经迁址，多次修葺。大成殿是繁昌县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建筑。　(沈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