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余户村民沿着一个小山包零散居住着，村前是条人工山河，河外是平坦的田畴，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岱湖滩边。在人口最高峰时，我们村共有102口人，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现仍住在此处的已不足30人。就在这个小自然村里，曾生活过三位当兵出身的老人，他们都是有故事的老人，可惜现在都已作古，他们的事迹并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认识，现在只能从零散的儿时记忆里搜寻并还原一些他们的故事。

　　第一位老人姓阎，他不是当地土著，是芜湖近街的农民，当年鬼子进攻“跑反”的时候，他随“跑反”的人流来到这里。当时这里没修人工山河，有一个简单的“露水”集市。据县志记载，明代就有一个叫从洞峰的人，私人出资在这里铺了一条长五百余丈的石街。在我记事的时候，石板街道早已让修山河毁了，但村两头还有医院、油坊、碾米厂和一座亲仁庵，有人家中还有当年卖货的木质柜台。阎老人逃难来此后，在街上开了个炸油条、麻花的早点摊子，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谋生是多么艰难哦。没过多久，他就甩了谋生摊子跑去参加了新四军。说是新四军，其实是游击队，他也没有一杆枪，只是整天背着大刀片，后来他还当了班长，人称大刀班长。我们从小总喜欢听他讲故事，要他讲打鬼子的故事，可他也没讲过正面和鬼子作战的事，只说他刀劈过一个“四川佬”，因为抗战后期驻防在繁昌一带的川军144师投靠了日寇，助纣为虐，他们也是新四军游击队的敌人。据老人自己说，他是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的时候，他随队伍到了江边，看着茫茫的江水，想着家中的老婆孩子，便悄悄开溜回了家，终于没能修成正果。

　　另一位老人姓陆，是江北合肥人，解放后一直戴着“四类分子”帽子，村里人和他往来并不多。我们只知道那时生产队放电影，他便去外地挑放映机，文艺宣传队要搞演出活动，他又要搭戏台，这些都是“四类分子”应做的义务工，生产队不给记工分。我们小时候也听说他当过兵，但当的是国民党兵，他还当过国民党兵的连长，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受管制分子，平时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不干农活的时候，他偶尔也和别人聊天，他说在外国待了三年时间，他们回国时日本鬼子已投降了，长官让他们和共产党军队打仗，因为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所以他们都不愿打，这或许也是老蒋被打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那时都很小，对他的话半信半疑。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他的话已被验证是真实的，他当年应该就是中国远征军，他受训的地点是在印度，只不过我们当时对他说的外国名字一个也没记住，更不知道抗战时还有中国远征军到过国外，眼前这位老人竟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可惜的是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生存环境，使老人早早就离世了，如果能够活到今天，他作为远征军的一位老战士，一定会受到人们由衷的尊敬。

　　还有一位老人姓佘，终其一生，也只当过党小组长，但是村里人都称他“老干部”，他在生产队说话是有相当份量的，这缘于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并在朝鲜战场上立过三等功，大家都很尊敬他。佘老人参军时已经结婚生子，他是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走向战场的。朝鲜给他的最深印像就是冬天太冷，冰天雪地，气温零下二三十度。作为通讯兵，他和战友们的职责就是冒着严寒和炮火，确保电话线路的畅通。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电话线路发生故障，他一个人顺着线路巡查，发现电话线被炸得七零八落，他随身携带的备用线用完后，还差那么一截，他就用手拉起两头电话线，让自己的身体充当一段电线，保证了线路的畅通，直到战友赶来。他因此而立功受奖，在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说，当立功的喜报送到他家时，他唯一的儿子正长着满身的癞疮，是当地政府帮他儿子医好了癞疮。说起朝鲜战场，老人总说武器的作用真是太大了，志愿军从苏联装备的喀秋莎火箭炮，那真叫厉害，许多门大炮一齐射击，立即就把敌人阵地炸成火海，哪里还有活人啊。

　　三位老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就像山岗上的一棵棵松树、河滩上的一块块卵石，淳朴善良，默默无闻。没当兵之前，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相识，更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在民族危亡、祖国需要的关头，他们都挺身而出，毅然走上战场。当硝烟散尽之后，他们依然回归农民的本色，他们从不居功，从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当年新四军北撤时回乡的阎老人，甚至经常为没有革命到底而自责，其实，他们都是英雄，他们每一位老人都是一座丰碑。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