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血案，新四军九千余人，除二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突围人员中一部分由傅秋涛、江渭清直接带领到苏南。其余大多从繁昌、铜陵一带偷渡到江北，其中尤以繁昌为最。他们偷渡过江后，立即投入新四军七师的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开国将军，如黄火星中将、张銍秀少将、何志远少将、张闯初少将、梁金华少将、刘世湘少将、杨汉林少将、陈仁洪少将、谢忠良少将和李务本、彭嘉珠大校，还有在省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马长炎、胡金魁、杨采衡等。

　　血战

　　早在1939年2、3月间，周恩来来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时，就明确地传达了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又再次重申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一战略方针，是针对皖南新四军前有日军后有国民党军，活动区域狭小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4月26日，中央进一步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到了10月，中央又再次提醒：“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渡江北上这才提上日程，11月，新四军军部渡江筹备小组由繁昌过江到对岸的无为勘察。三支队驻扎滨江之县繁昌，五团二营副营长(教导员)马长炎带着五连来到江北，协助军部渡江筹备小组的工作。三支队为做好掩护大部队过江，已在繁昌西南的水龙山、张家大山和蝌蚪山构筑了工事。11月下旬，战士们看到着便装的非战斗人员和大批的弹药物资，陆陆续续的由繁昌运往江北时，纷纷议论，大部队就要过江了。

　　中央军委向新四军军部通报，12月以来，顾祝同、上官云相已奉令秘密调动了七个师的兵力，在皖南预设了袋形阵地。12月27日，新四军军部决定江南新四军全部北撤，只是北撤的路线并非由繁昌过江，而是南下过茂林，然后东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到苏南溧阳一带，待机过江。三支队根据军部的命令，于5日拂晓赶到茂林附近，随军部一起行动。

　　江南新四军北撤编为三个纵队，三支队和军部特务团编为第三纵队。三支队五团为军部的后卫，直接受军部的指挥。6日黄昏，各路纵队按计划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国民党一四四师、一0八师紧紧尾随，一场处心积虑的反共战争已是箭在弦上。这一夜，天上下着雨，山陡路滑，疏疏密密的枪声一阵接一阵，前卫部队已与国民党部队接上了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7日下午，五团二营接到命令，跑步来到军部所在地的云岭脚下的百户坑。

　　军长叶挺给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布置了任务，他说，国民党的四十师正在星潭、徽河一线构筑工事，阻挡我们前进，现在新三团攻打星潭受阻，你们赶紧勘察地形，做好战斗准备，等军分会决定以后，在星潭附近选择有利地形，强渡徽水河，消灭对岸的敌人，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路，争取与傍山一线的一纵队会合，以最快的速度突出重围。

　　徽水河是青弋江的支流，流经星潭的河道约四、五十米宽。陈仁洪盘算着不从正面偷渡，而是从星潭以北檀皮庄附近偷渡，那里河道狭窄，对岸敌人的工事也不完备，而我们这边的河岸山坡长满松树和茅草，便于隐蔽和偷渡。

　　部队为快捷神速已经进行了轻装，棉被、棉裤里的棉花都被掏了出来，能不带的东西全部扔掉。天渐渐黑了下来，指战员们在瑟瑟寒风中静静待命，都焦急地张望着临时军部草房内的灯光，只待一声命令，立即投入战斗。陈仁洪将军回忆说：“不一会儿，军首长的房子里争论得很厉害，听得出主要是项英和叶挺军长的声音，许多人都围在屋子外面听。原来是项英同志不同意叶挺同志坚决打通徽水河的意见，叶挺认为，现在我们的处境困难，四周都是国民党的军队，我军已经没有多少路可以选择，趁着国民党主力部队还未到达时，坚决打通徽水河，向东南方向突围，然后转向苏南，那里中央已经通知陈毅部队接应，只要我们突出重围，敌人就拿我们没办法。项英同志则反复强调，万一渡河不成功，处境就更困难了。因此他一直犹豫不决。周子昆、袁国平同志也支持项英同志意见。叶挺同志很生气。”

　　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从徽水河强渡突围，新四军部队的大部可以得以保全，不至于遭到如此惨烈的损失。部队按照项英的决定，又由原路返回里潭仓，再向泾县方向突围。叶挺给五团重新布置了任务，那就是连夜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无论如何要坚守三天，阻挡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任务完成后，可以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然后等待时机过江。五团接受任务后，以二营作前卫，向高岭方向跑步前进。

　　高岭已驻守国民党七十九师的一个营，陈仁洪率二营于8日拂晓赶到高岭。在诓骗敌人是一四四师“自己人”时，乘敌猝不及防，在一阵阵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火力下，一鼓作气冲向山峰，顺利地拿下高岭。一、三营乘势各自控制了制高点，抢修工事。从8日到10日，五团凭险扼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高岭如钢铁屏障，迟滞了太平方向北进的敌人。10日，五团在阵地上召集几个营长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几个营级干部几乎都认为，铜陵和繁昌地区是三支队的老游击区，各方面基础条件好，不如西出小河口，分散转移到青阳、铜陵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待机北渡过江。可是，五团首长否定了这个意见，认为我们在高岭阻击了三天，军部应该已打通北出泾县的通道了。所以，最后决定放弃高岭，重新返回里潭仓，追赶军部。

　　陈仁洪带着二营担任前卫的任务，11日拂晓，他们赶到石井坑时，只听见四周的山上都响起密集的枪声，周围的几个村庄及山坡、路旁，到处都是退下来的已不成建制的部队。显而易见，部队在这里严重受挫，不得前进。叶挺军长也在石井坑，他知道五团二营已来到时，立即给陈仁洪交待了任务，让二营立即赶到东流山的长龙山高地。叶挺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部队的士气顿时大振，大家不约而同地喊起口号：“坚决听从叶军长指挥！”“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从星潭方向开拔过来的国民党第四十师是支装备优良的部队。12日上午，敌人发动了十几次进攻，都被一一击退。下午，他们调整部署，仗着装备精良，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向山上发起攻击。枪弹声震耳欲聋，阵地上一片火海。敌四十师的一个旅长被击毙。新四军的伤亡也很严重，三营副营长叶露宵在火线光荣牺牲。

　　第二天上午，敌人再次发起了攻击，他们把所有的迫击炮都集中起来，几乎同时向东流山阵地轰击。“轰隆隆”的炮击声中，许多战士被炸得血肉模糊。炮击过后，敌人成群成群地向阵地扑来。敌人数倍于我，已是明显的寡不敌众，二、三营的伤亡已经过半。陈仁洪胸部被子弹击中，大片大片的血浆从左胸上部涌出，棉衣前后都被染成殷红的一片。马长炎的左胳膊也负了伤，因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阵地是守不住了，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前来传达叶挺的命令，让他们于黄昏以后撤出阵地，准备突围。同时，准备安排十几个小伙子，轮换着抬陈仁洪和马长炎，一同突围。陈仁洪和马长炎坚决推辞，一再请求，只要给他们一名卫生员和一个侦察班，就可以隐蔽养伤，待机过江。他们携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和一竹筒熟猪油，于当夜悄然离开阵地。

　　突围

　　军部决定一团担任突围的前卫任务，行至大康王丘陵地带时，一团二连还未来得及构筑工事，敌人就发起了进攻。二连激战六天，断粮缺水，战斗减员骤增，由一百二十人减少到五六十人。军部命令，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各部可选择时机，向有利方向突围。

　　深夜，阵地上的枪声停了下来。部队利用这个时候快速地转移，在路经封锁线时，刚刚还是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又响起“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许多人在枪声中倒下，一团二连指导员谢长华左手也负了伤。他们乘着破晓之前的黑夜，冲破重重包围，钻进一片稠密的山林。谢长华在清点全连人数时，发现全连只剩下九个人。

　　七天一夜的突围，又饥又渴又疲劳，他们再也走不动了。他们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从里面走出一对老夫妇。老人见是新四军，十分热情，立即让进屋里，烧水做饭，问寒问暖。当老人知道他们要去南陵、繁昌方向时。老人主动提出担任他们的向导，以避开大路的哨兵，专走偏僻而又安全的山路。走了一夜的山路，老人把他们带到山沟的一个废弃的炭窑前。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从炭窑里走出一个老乡，他在知道是突围的新四军时，又是烧水又是做饭，还让他们在这休息了一天。

　　次日晚，他们赶到繁昌境边的沙滩角附近，这里离长江边已不足百里了。大家既是喜又是惊，行动格外谨慎。刚走不远就发现前方有个草棚子，里面住着两个进山烧炭的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见是新四军，便主动自我介绍：“我们在这里烧炭已经好几年了。前两年，你们在这里打鬼子，不少同志都认识。”又说：“听说你们在丘陵和国民党打仗，估计要从这里过江，先不要着急，做点饭吃，然后，我们帮助你们找村上的党组织，一定能顺利过江的。”黄昏时，他们领来了当地的一位姓何的党支部书记，何书记答应明天晚上派一个人先送他们到湖阳冲，由那里的人负责他们的偷渡过江。谢长华回忆说：“我们告别了何书记和二位老乡，在那位同志的带领下，翻过两座山，顺利到达了湖阳冲。果然那里的党组织早已做好了迎送的准备。……腊月三十晚上，我们伴随迎春的鞭炮，在金书记(金涛，中共繁昌县委敌后军事部长)的安排下来到了长江渡口。敌人的探照灯时而往江面上照，时而往陆地上照，负责渡江的指挥员沉着冷静果断地指挥我们上了船，同船的还有其他突围出来的二十多名同志。根据那里的敌情，我们把子弹上了膛，将手榴弹握在手，随时准备战斗。约摸两个小时光景，胜利渡过了长江。”

　　国民党一四四师和七十九师，沿着茂林的大路疯狂地向军部进攻，离军部所在地只有几里之近，情况万分危急。军直属队全部动员起来了，有枪的拿枪，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连炊事员也拿起了扁担和菜刀。军部教导总队全员投入战斗，在叶挺军长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敌军的进攻。临近黄昏，接到部队转移的命令，副指导员董南才等穿越敌人密集的炮火，随军部转移到了石井坑。

　　东流山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敌人成团甚至成师的向制高点压来。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亲自指挥，率领五团与顽敌血战。毕竟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据优势，我们的伤亡越来越重，不得不退出主峰而退到了二峰。13日下午，董南才等来到军部驻地后侧的竹林，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向他们交待任务，让他们配合五团把东流山主峰夺回来。

　　五团拼杀到晚上，全团只剩下几十个人。夜半，教导总队在攻占主峰的战斗中连连失利，不得不退了下来。当他们来到指挥所找余立金时，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指挥所已经突围。这时，只见驴马辎重和一些队伍，不成队列地向南山跑去。他们跟着队伍也上了南山。

　　到了山脊，抬眼望去，四周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哒、哒、哒”的机枪声呼啸着，从他们耳旁掠过。山上目标明显最不安全。董南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下山去！也只能下山去。我们把全队分成几个小梯队，疏开下山。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猛力向我们射击。这时候要用最快的速度摆脱火力区，跑的速度也嫌太慢，有个同志想出把松树枝垫在屁股底下，然后滑下山去的主意，这个办法相当好，我们很快滑到山谷——大坑王。大多数同志安然无恙，少数同志擦伤了皮。这时候才感到肚饥口渴，难以支撑，看到路边沟中有流水，如获至宝，倒出米袋中仅乘的一点米，一边喝生水，一边吃生米，暂且填一填肚子。这时候在树林里隐蔽的同志，看到我们便三三两两地出来了。”

　　早晨，山谷中不时传来回应的枪声。制高点埋伏的尽是敌人，少则一个班，多则一个连，密集的子弹象雨点般的射来。一个一个战友倒下，短短十来分钟，就有数十人伤亡。南方山区多是一层一层的梯田，有的高有的低。他们就从梯田上一层一层的往下跳，跳丢掉了鞋，还不顾一切地赤着脚奔跑。

　　他们跑几步就掩在田埂后卧倒，一排排子弹打在地上，激起一层层的尘土。他们朝着一座土地庙奔去，试图以它为掩体，就在他们刚起身奔跑时，只听“啪”的一声，工兵连指导员郑高庭中弹倒地，区队长曾坤芳立即跑上前，帮他包扎急救绷带。他对曾坤芳说：“我不行了，你把我的枪拿去。我不能连累大家……”说着，他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枪。

　　董南才看看身旁，一同从东流山突围出来的同志，只剩下他、乐左洪和负伤的曾坤芳。一队国民党兵也看到他们，立即成扇面地向他们围来，口中还喊道：“捉活的！”他们奋力向正北面的山坡冲去，总算挣脱了包围。在一户农民的帮助下，他们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又大步流星地前进。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上眼，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就这样又走了十多里，来到一个村庄。他们叫开一家农民的门，这个农民是农抗会员，儿子也在新四军。看到他们三人，尤感亲切。安排晚饭后，让他们上阁楼休息。一落枕，三人就酣然入睡。

　　醒来时，老人告诉他们白天发生的事情。上午是国民党兵来搜查，对付他们比较好办，敷衍胡弄几句也就完事了。可是，下午乡公所来搜查就惊险得多了。这些人熟门熟路，进屋后什么边拐旮旯都搜查遍了。他们非要上阁楼看看，老人告诉他们，阁楼快塌了，梯子坏了都多日不用了，你们要上去，摔坏了，我可担当不起。这些人抬眼看了看破旧的阁楼，又用手晃了晃断了一只腿的梯子，这才摇摇晃晃地走了。老人说：“好在你们三人无人打呼噜，要不然可就不得了！”晚上，老人美美地款待了他们，然后，又把他们送到丁家渡。

　　渡过了青弋江，他们总算突出了重围。在快到繁昌县城的一个山上，他们遇到了一个砍柴的姑娘，从她那里得知三支队的一个领导带着队伍就在山下的村庄，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喜出望外，加快了脚步来到老虎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二支队三团团长黄火星和军部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军情紧急，已无暇各叙别后景况。黄、刘又交代他们新的任务，让他们在这里隐蔽下来，收容突围出来的同志。

　　隐蔽

　　陈仁洪、马长炎他们和部队告别后，就从东流山上撤了下来，向着枪声稀疏的方向转移。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林木茂盛的山谷，沿着山坡往下就是条蜿蜒弯曲的山沟，夜晚可以听到“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根据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们决定在这里隐蔽下来。

　　在半山腰稍平整的地方，大家用松树枝搭起了两座窝棚，然后分开住了下来。山下敌人搜山的嘈杂喊叫声，一时也没有停息。山上不能生火做饭，只好用盐、猪油和生米拌着嚼。时下正是数九寒天，一行人还只穿着夹裤，一个个冻得脸色铁青，牙齿上下不停地打颤。雨不停地下着，他们只能以几块小油布遮挡。睡在铺有树枝的地上，雨水就从身子底下流过。雨停了，北风又裹着鹅毛大雪，向破陋的窝棚袭来。浸在雨水里的脚已让厚厚的雪埋上了。脚冻僵了，脸和耳朵就像针扎一样的痛。

　　陈仁洪是被子弹穿通胸部，失血很多，脸色腊黄，一点气力也没有。马长炎是被打穿了左肩胛骨，伤了关节，连续几天都在四十度的高烧之中，只要从昏迷中醒来，就会痛得直打滚。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依靠坚强的意志创造出奇迹。没过几天，马长炎的烧也退了，陈仁洪也能慢慢活动了。

　　他们隐蔽的这山坡陡峭险拔，搜山的敌兵来到这里，往往诓诈着吆喊一番，然后胡乱地朝山上放几声冷枪，就咋咋唬唬地走了。一天，搜山的队伍又来了。只听见一个敌班长向排长报告：“排长，这里没有人哪，太陡了！”敌排长一边骂一边说：“我不信，你他妈的真笨蛋！越是上不去的地方越要搜，说不定这儿有新四军的伤病员，快给我搜！抓到了有你的赏。”说着，敌排长便拨开树枝，带领敌兵猫着腰攀爬上来。山坡上的十几个新四军官兵的心一下绷紧了，十几枝枪口都对准了坡下。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永远地定格在他们的记忆里。晚年，已是济南军区政委的陈仁洪回忆说：

　　“大家沉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突然，‘鸣’的一声，就在我们潜伏的下面十多米处窜出一头大野猪，擦着敌排长的身边哔哩叭啦地钻进乱树林子跑走了。敌人吓得不轻，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枪，气得敌连长在山下骂了起来：‘三排长，你这个笨蛋！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快给我下来！’敌排长受了一场惊，挨了一顿骂，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

　　他们就这样在山上隐蔽着，不敢轻易下山。山上日子十分艰苦，生米早已吃完了。大家只能在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刨无毒的植物根茎充饥度命。2月底的一天，他们转到山坡背后的山梁上，远远看见山腰间冒着一缕炊烟，隐隐的还听见“汪汪”的狗吠声。这荒凉的山梁间还有人家居住，他们高兴极了。当晚，他们叫开了这户人家的门，主人见是衣袖上有“抗敌”臂徽的新四军，二话没说，立即迎进暖烘烘的屋内。

　　这户人家的主人叫冯志旺，是个木匠。他告诉陈仁洪说：“国民党查得很严，凡是路口要道都有哨兵，盘查得十分严厉。我家后面的山坡上就有二三十个兵。你们千万不要下山。”在得知这些新四军还在山上露宿时，毫不犹豫地说：“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能住呢？”稍稍的顿了一下，他又说：“这样吧，我家后山有座旧木炭窑，已经多年不用，谁也不知道。里面挡风遮雨，比山上要暖和多了，你们住进去吧！”

　　当晚，冯木匠背了一大捆稻草，把他们领到自家的炭窑。他把稻草铺在窑里，大家躺在上面又绵软又暖和，和多少天来露宿在山坡上相比，真如同住到了宫殿一般。他们不便活动，冯木匠便隔三差五地以上山砍柴作掩护，悄悄地来炭窑，给他们送来饮食。在冯木匠的帮助下，他们的生活大大改善，陈仁洪、马长炎的伤也好了，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一晃就到了3月，敌人的设防也不象以前那么严密，由于生活得到了保障，他们的体质都有了恢复。更重要的是，他们就是在白天也可以大胆地在山上活动了。正是这段时间，他们收容了不少事变中失散的人员，队伍一天天扩大，由十几个人变成三十多个人。转眼就要到清明了，江南已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了。他们也计划着偷渡过江，寻找自己的部队。

　　1979年春，著名的书画大师、新四军老战士赖少其作诗《吊李务本》：“从来不信佛，何来阿弥陀。赤身入虎穴，浴血战倭魔。时危节乃见，国艰多折磨。遥天三叩首，我亦泪滂沱。”就是对新四军传奇英雄李务本在皖南事变中隐蔽突围的真情回忆。1941年1月下旬，李务本一行八人，由石井坑突围出来，从枫林渡过青弋江，来到铜陵与繁昌交界的狮子山。

　　当时，国民党繁昌县政府已由县城迁至赤沙八分村，距狮子山也就十里左右。他们在小和尚的帮助下，背着两捆稻草，夹着一床棉被，来到庙后山上的一个坪子隐蔽了下来。小和尚告诉他们，就是在前天，新四军有三百多人从这里经过。县长徐羊我知道后，派人送来信劝降这些新四军。

　　正说着，只见从山下上来了两个人。经过盘问才知道是送信的老百姓，他们带来徐羊我和民团团长的信，信中仍误以为他们是前天上山的新四军，徐羊我目前无力量武力解决，只得抱着侥幸的心理，再写了这封劝降信。

　　看过信后，李务本心中窃喜，不如将计就计。李务本告诉送信人说：“回去告诉徐县长，要我们下去可以，但是，总要给我们一些补充才行。我们三百多人，有机枪六挺，长短枪三百多枝。必须给我们每人发六块银洋的饷，马上送来两担米，要派正式的代表来谈判。如果不答应，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我也不写回信了，就照我说的转达，时间以今天为限。”

　　当日下午，县政府果然派人送来了一百多斤大米和半只猪，还有两千多元交通银行的法币。他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后，乘着夜幕，带上剩下的米和猪肉，悄然打开庙门，迎着扑面的寒风，直奔前面的山峰而去。他们由赤沙八分村来到戴冲，在这个隐蔽的山沟里，他们遇到了一户姓李一户姓唐的热心老乡。在这里有吃有住，过了一段难得的安逸生活。可是，归心似箭的他们心中时时刻刻惦念的是过江归队。

　　偷渡过江可谓是闯龙潭虎穴，因为，沿途的库山和泥埠桥都驻有日军和汉奸。2月的一天，已近农历的春节。傍晚，他们告别了戴冲唐大嫂一家出发了。刚过马家坝，便和七十多个日军遭遇了。他们一边打一边撤退，一直退到小团山才摆脱了日军。在小团山隐蔽了一天，当日的下半夜，他们又赶回戴冲。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又告别戴冲，谁知刚到红花山便又与日军遭遇。他们势单力薄，只与日军打了几枪，又从小杨岭撤回戴冲。

　　唐大嫂见大家着急的样子，便说：“我给你们想个法子，你们在一起行动，目标大，不如先派一个人先过江探探路再说。”一句话提醒他们，因为李敬贡有良民证，就派他独自去了江北。第三天下午，李敬贡从江北回来，同来的还有一位叫宋德本的同志。李敬贡告诉李务本，新四军七师已在江北成立，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张、曾二首长向大家问候，并让宋德本具体负责帮助他们过江。宋德本告诉李务本，明天下午，他带着他们去找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让他找船找机会过江。

　　宋德本带着他们在一百步找到了金涛，金涛告诉他们，晚上过江不如早晨过江安全，晚上偷渡是常态，所以，日军查得格外严。敌人怎么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新四军会在他们眼皮底下过江，这叫出其不意。第二天，东方刚刚透出鱼肚色，金涛把他们带到油坊嘴，安排他们上了木船。江风拂面，朝霞已把江水映得一片殷红。扬起风帆，他们站在船上挥手向金涛向繁昌人民告别，安全地到达江北。

　　偷渡

　　1940年11月下旬，中共皖南特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布置新四军北移后的工作任务，明确提出铜陵和繁昌县委不得北撤，而要原地坚持斗争。12月24日，中共繁昌县委在旧县(今新港)大磕山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坚持敌后斗争的问题。皖南事变发生后，繁昌县委又在大磕山召开会议，主要布置了收容和护送突围人员的任务。1941年1月6日，县委书记罗峰牺牲后，县委迁驻沿江保兴和江坝一带，直接领导收容、护送新四军突围人员过江。

　　1940年秋，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派员来繁昌扩大游击队。事变后，游击队在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失散人员的收容和护送过江任务。繁昌县委还专门建立了收容护送联络站。据束延海回忆说： “皖南事变发生，我受组织安排，在鸭棚嘴沿江一带，建立收容突围新四军的联络站，由金涛同志领导，收容工作持续有八个月时间，收容并护送过江的新四军共有好几百人。

　　联络站设立在一块玉的胡建明家，他家开了个猪肉案子，门前树立一根肉望杆子。肉望杆子是告诉人们有否肉卖的标志。此时，杆子竖立着表示没有敌情，可以来人联络；否则就不能来。具体工作由支书方亮东负责。皖南事变不久，腊月二十八日，新四军三团三营副营长彭嘉珠来我处，他说有四、五名突围人员已到了湖阳冲，准备过江。我立即派了民兵，挑了赶做的几担玉米面粑粑送去。当夜，我带了几名侦察队员到白象迎接，后安置在谢边、姚边、鸭棚嘴一带几户基本群众家里。其中一部分同志负了不同程度的伤。

　　这批新四军来到这里，个个换上便衣，伙食上群众宁愿自己吃差些，供给他们好的饭菜。一百步的一户群众蒸了一百斤米的团子，被刚迎来的新四军吃光，不要一分钱报酬。像这样爱护新四军的例子可多了。

　　为了安全过江，积极筹集船只，由殷少南、伍绍祥等搞魚的组织了十几条船。这一批突围人员是在春节后初三、初四两天夜里安全过的江。”

　　军部与江北游击纵队和四支队的人员往来、交通联系，以及南北物资的运输，无不由这条连接大江南北的交通线完成。这条交通线一般是：云岭——北贡——烟墩铺(或三里店)——戴家汇(或峨岭)——中分村(或赤沙)——红花山——马家坝——泥埠桥——油坊嘴。这条交通线中的每个交接点都有交通站，行程便捷安全。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只需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三支队指挥部所在地中分村。

　　这条交通线既可避开沿途日伪军的封锁线，也无需经过国民党的防区。过了中分村，由铁门闩向北进入红花山敌后，交通员分布在各个交通站，召之即来，各司其职，就像接力赛一样的传递，直至送过江，十分安全。这些交通员在皖南事变突围繁昌偷渡过江中功不可没，他们是：红花山刘永升、刘永芝、杨尧友等，马家坝王安胜等，油坊嘴徐孝乐、张元首等，窑头渡口鲍明贵、翟兆春、王后发、刘其作等。

　　三支队在铜陵、繁昌的两年内，由这条交通线来往于大江南北，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安全事故。1939年5月初，军长叶挺和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到江北视察工作。同行的有军部教导队和军部服务团三队近百人。他们的过江路线就是由中分村到红花山到小磕山，然后再插到油坊嘴过江。

　　谭震林多次派温玉成、彭胜标、马长炎、傅绍甫等到江北扩军、筹钱粮，他们走的都是这条路线。1940年8月，三支队五团三营到江北扩军，他们在无为、巢湖和定远等地扩军，往返来回都是这条交通线。

　　正是因为这条交通线的安全可靠，赖少其作词，何士远谱曲的《渡长江》，才能在三支队中口口传唱，歌中唱道：“划哟呀，薄雾弥漫着江面，江水冲击着堤岸，我们要渡过长江，饥寒困苦算得什么？敌舰上下弋游我们不怕，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当这黑沉沉的午夜，我们要渡过长江，获得更大的胜利。”“长江是我们的”，这种革命的豪情壮志是建立在繁昌人民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奉献精神之上的。繁昌县高安乡渔民陈从启一家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时任中共繁昌县委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滕在柏回忆说：

　　“那时高安桥一带政治情况很复杂，西边旧县镇有日本人和反共团联合驻防，东边矶头山一个日军小分队据守，东西股敌人和隐藏在人民中间的汉奸特务暗中勾结，对这段大江的南岸构成一条封锁线；长江水面上，日军的小汽艇日夜巡逻。这一切给渡江北上造成严重威胁，增添了很大的困难。在渡江北上的工作中，船民陈从启在他的父母大力支持配合下，英勇搏斗了几十个黑夜，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没有牺牲一个同志。

　　一个漆黑的深夜，我通知他护送十几个同志到对江六洲。船划到江心，突然东边驶来的一艘日军小汽艇，不时用探照灯对江面恶狠狠地扫射、搜索，情况很是紧张，船上十几个同志作好战斗准备，主张抢渡过去。陈从启坚决不肯，当机立断，调转船头，使出全身力气，向黑沙洲东侧内江猛进，让革命同志上岸隐蔽，自己留在江边观察敌艇行动，最后仍按计划完成任务，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发生。

　　当时的滕小村是新四军渡江北上的一个秘密集结点，离高安桥五里路，陈从启和他的父母采取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形式与我直接接头，然后护送突围人员过江。”

　　新四军突围到繁昌后，多数情况下是不能随到随送，及时过江，只得分散隐蔽在江边群众的家里，等待时机过江。江边群众几乎家家都有秘密的藏身之所，不是挖地洞就是做夹墙，尽管敌人常常来搜查，可往往是扑空而去。

　　早在1940年10月，新四军渡江指挥部就在与繁昌仅一江之隔的无为县临江坝成立，曾希圣任指挥长，张正坤、孙仲德任副指挥长。三支队五团二营五连已在无为白茆洲组织了百多条船，以备新四军北移之用。后来，皖南事变发生，船只被毁，大江被封锁。曾希圣、孙仲德仍然负责事变突围人员偷渡过江的接应。与繁昌只一江之隔的无为县委组织力量，筹集船只，迎接突围偷渡人员。就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从繁昌成建制偷渡过江的有：

　　1月19日，黄火星、刘别生、张云龙带领一百多人，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到对岸无为白茆洲；

　　1月25日，巫希权、鄢庆凌、张玉辉带领三个连和一个短枪队三百多人，在狮子山休整十天后，从繁昌油坊嘴偷渡到无为泥汊。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批；

　　1月26日，袁大鹏带领八十多人在江边隐蔽六天后，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

　　2月上旬，张福标、沙林带领二、三十人，从繁昌江边偷渡过江；

　　2月20日，张闯初、杨采衡带领百余人，从繁昌偷渡过江；

　　4月底，李志高、谢忠良及陈仁洪、马长炎等六、七十人，从繁昌泥埠桥偷渡过江。

　　除了这些成建制的偷渡过江外，零星分散偷渡过江的，几乎每天都有，时间持续有四个月。这些偷渡过江的新四军指战员，是在经历了生死之劫后保留的革命种子，他们是新四军七师组建的有生力量，是中国革命的砥柱中流。张家康

　　全文原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2016年6期

　　全文原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