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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深入抗日前线，更好地抗击日本侵略者，谭震林司令员于1938年10月，率新四军三支队五、六团(只有一个营)从泾县汀潭杨村移防到南陵蒲桥。三支队在蒲桥驻防期间，谭司令员派出大批的民运工作干部，深入到农村，一面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面发动群众成立各种抗敌协会(如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为了培养抗日骨干力量，在谭震林的提议和关怀下，三支队政治处还在蒲桥办了一期抗日救亡干训班，学员有四五十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谭司令员在蒲桥工作期间，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阻力为助力，收编了余子才的一支七八十人的中间势力的武装，使余子才等人迷途识返，由一群流氓无产者，变为一支抗日的积极力量。

　　余子才是安徽潜山县人，农民出身，读过几年私塾，家住南陵蒲桥。他性情爽直，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1931年，南陵发大水后，余为灾区农民“剽债”而出名，从此在蒲桥一带小有名气。

　　1931年6、7月间，南陵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圩堤破尽，稻谷颗粒无收，圩区农民生活极度困难。当

　　时，尽管圩区水灾严重，农民饥寒交迫，但是贪得无厌的地主和财主，竟不顾灾区农民的死活，逼租勒债毫不放松。迫使一些农民逃往他乡，卖儿鬻女，投河悬梁，满目凄凉的景象，屡见不鲜。

　　余子才目睹灾区农民遭受地主、财主逼租勒债的惨景，心中愤愤不平。为解救灾区农民的苦难，他串联了一帮能说会道、血气方刚的青年(如胡金灯、叶时青、胡卫凡、王兴友、许国钧、方来亭等)替灾区农民向地主和财主进行“剽债”。

　　所谓“剽债”，即由农民(欠地主、财主租债的农民)备酒一席，由余子才等人出面，邀请地方上部分开明士绅和地主、财主，共同面议免租免息(债息)事宜。地主士绅如不秉公评议，地主、财主又不肯免租免息，余子才等人将出面干预，包打官司。

　　“剽债”实际上是一次农民向地主和财主抗租抗债的行

　　动，它具有强制性。地方上的开明士绅，不得不讨好农民和余子才，替灾区农民讲几句公道话，卖个顺水人情；而地主和财主慑于余子才人多势众，也不敢公开对抗，只得勉强同意免租免息。“剽债”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余子才在地方上的声望。此后，不仅蒲桥一带的农民群众信服于他，就连蒲桥周围的不务正业之辈也为之倾倒，纷纷慕名而来，投靠余子才的门下。

　　“剽债”之后，余子才为了防备地主和财主的暗害，于是他自立帮派(青帮)，开始收“学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余子才收的“学生”，成分复杂，好坏兼有。有老实巴交的农民，有能说会道的青年学生，有市侩痞子和偷鸡摸狗之流。打这以后，他的“余大先生”雅号就在蒲桥地区被人喊开了。

　　余子才原以务农为业，自收“学生”后，由于受了偷鸡摸狗等人的不劳而获的思想影响，加之为了装门面，摆架子，不仅不事劳动，而且还沾染上了抽大烟、打麻将、嫖女人的恶习，靠着“学生”们的孝敬和贡奉过着奢华、浪荡的生活。余子才收的“学生”良莠不一，本质不好的投靠余门之

　　后，以为有了余子才这座靠山就更加放浪形骸。后来他们同余子丰(余子才的弟弟，此人刁滑奸坏)勾塔上后，狼狈同

　　行，竟肆无忌惮地干上了抢劫财物的勾当。这帮人的活动，余子才知道以后，曾批评反对过。嗣后，终因在其弟一再蛊惑利诱下，余子才心动默许，坐地分赃。为了遮人耳目，不暴露其身份，他给“学生”规定了六个不准：

　　一、不准抢中、小地主以下人的钱粮财物；

　　二、不准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

　　三、不准抢集镇商贾的钱粮货物(为了市场的繁荣和安定)；

　　四、不准在蒲桥附近抢劫(兔子不吃窝边草)；

　　五、要大地主和大富户家的钱粮，不准伤害其家人的性命；

　　六、只准“送票”，不准破门入宅，打家劫舍。

　　“送票”就是送书面信函给大地主和大富户，向他们“借”一些钱粮。“票子”上写明“借钱、借粮”的原因，需“借”钱粮的数字和兑付钱粮的时间、地点以及对抗拒兑付钱粮者的警告等，如不能按期兑付钱粮时，须事先派代表到指定地点找某人说明原因。

　　从1932年至1937年，余子才的“学生”先后送过宋则要、曾葆初、曾葆长、叶小柱(猪)、汪青山、陈泽佑、潘东山等10人的“票子”，这些人都是大地主和大士绅，每张“票子”的稻谷，都在100担以上。

　　余子才由于规定了“六个不准”，其送票的对象，都是大地主和大富户，这就解除了中小地主及富裕农民的忧祸之虑，使他们安心生产与生活，有时对余子才“送票”活动还暗表赞同(特别是“送票”给恶霸地主时)，因此，余子才能够长期在蒲桥处之泰然。

　　余子才自参与抢劫活动后，为了提防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缉拿和大地主、大士绅的暗算，他便拉起了“竿子”，以扩充自己的装武势力。据了解，到1938年9月(新四军三支队来蒲桥前)止，余子才已拉起了一支七八十人的队伍，并拥有短枪十四五支。

　　谭司令员1938年10月来到蒲桥不久，通过深入群众拉家常，叙乡情，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了解到蒲桥附近有一支武装，它既不归辖于国民党指挥，又不听调于共产党，自行其是，抢粮敛财，滋扰地方，为首的叫余子才。为了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把阻力化为助力，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抗日，谭司令员经研究后决定收编余子才。为了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在收编余子才之前，谭司令员亲自访问了当地一些熟悉余子才情况的农民群众。通过调查访问，了解到余子才原是农民出身，以务农为业，在1931年南陵发大水时他同情灾区农民的疾苦向地主和财主进行过“剽债”。1929年春，余子才经其堂弟余子春(当时任中共南陵县委青年部长)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后因余犯吸食鸦片和赌博等错误，于1931年被南陵县委开除党籍。他被清除出党后，对党组织能正确对待，还送过一支手枪给南陵县委负责同志。余子才“送票”的对象主要是大地主和大士绅，对贫苦农民比较同情，如蒲桥一带的贫苦农民遇有困难找到他，他能够解囊相助。1937年南陵县政府见他势力日壮，曾派员同余子才接触过，意欲收编他，被他婉言谢绝。

　　谭司令员综合以上情况，经过认真分析,认为余子才本质是好的，可列入被争取的对象，于是派三支队副官主任俞炳辉前往余部，做余子才的工作。在俞炳辉行前，谭司令员作了指示，要认真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指明其前途，阐明我军收编余子才等人的意图。俞炳辉到了余家，余子才很有戒备。如仓促提出收编，对方很难接受，反而会把事情办糟了。俞炳辉相机行事，态度随和，陪同余子才吃酒、打牌，以消除隔阂心理，增进感情，待时机成熟时，便将谭司令员的指示转告了余子才，并反复阐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家的前途与出路的问题，二是余子才等人的前途和出路的问题。俞严肃地指出：值此国难期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们聚集“山寨”以“劫票”为营生，决不是正道，名声又坏，如继续干下去，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地方政府要干预，社会不同情。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最好前途与出路，就是悬崖勒马、洗手不干，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列，接受收编。俞炳辉语重心长地向余子才明之以理、晓之以义、待之以诚，使他心头颇有震惊，他那冥顽的思想，已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谭司令员除派遣俞炳辉做余的工作外，还请了余子才的亲密好友王兴友、汪忠才等做规劝工作，使余闭塞的心扉逐渐启开，终于战胜了犹豫和彷徨，决心弃旧图新、高举义旗，接收谭司令员的收编，并立即派出代表到三支队司令部(蒲桥潘乐山家)进行谈判。达成了四条协议：

　　一、余子才率部接受新四军三支队的收编，同意改编为抗日游击大队，受新四军三支队的领导和调遣。

　　二、为了避免同友军冲突，抗日游击大队只能向芜湖方向活动，不得擅自进入友军防地。

　　三、为了互相支援，共同抗日，游击大队必须配合三支队担任防区警戒和完成有关军事任务(如搞情报、购药品、护送干部过江等)。

　　四、在抗日游击大队有了发展，需要武器装备时，三支队可以支助一些枪支弹药，以充实其战斗力量。

　　不几日，抗日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为了鼓励余子才等人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谭司令员还亲临游击大队成立大会表示祝贺，并在会上讲了话。

　　统战政策威力大，能使浪子起变化。余子才被收编后，除生活上积习已深的行为(如抽大烟)外，其主流方面表现较好，为抗日救国、为新四军做了大量的工作。谭司令员为了取信于余子才，在游击大队发展到100多人时，命三支队参谋处送去20多支步枪和一挺轻机枪。余的大儿子余鹏程结婚时，又命俞炳辉送去一份厚礼，以示首长对他的关怀。

　　国民党顽固派害怕群众起来抗日，更害怕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对谭司令员收编余子才的正确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破坏蒲桥地区的抗日大好形势,割断新四军和蒲桥群众的密切联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不顾蒲桥人民的极力反对，强行下令，将国民党嫡系部队五十二师调至蒲桥，将新四军三支队调防到铜(陵)、南(陵)、繁(昌)边境地区沙滩脚。就在三支队离开蒲桥不久，五十二师乘余子才等人不备，袭击了抗日游击大队，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余子才，将全部武器缴械，并勒令游击大队全部解散。就这样，一个刚刚觉醒走向光明的抗日游击队伍，被国民党顽固派给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