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时起，我就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爷爷及其他老人讲述过关于金涛烈士的故事。一个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长江南岸的繁昌县境家喻户晓，“不畏强暴驱虎豹，舍弃小家保大家，慷慨高歌捍正义，万古千秋留美名”的英雄形象雕塑般烙印在幼小的心田。

　　参加工作后，因工作的变动，我有机会读到金涛生前的领导、战友、同事及其他知情人关于繁昌民主革命时期的大量回忆录及相关资料。出于对烈士的无限崇敬和爱戴，值今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拿起稚笔，写下本篇拙作，以寄托对革命先烈绵绵不尽的哀思，并希冀与读者共鸣！

　　从学徒工到新四军战士

　　金涛原名金德涛，浙江嘉兴人，生于一九一七年，上海学徒工出身。一九三八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他冲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层层阻力，毅然决然地报名应征，以慰问国民党第三战区将士剧团成员的名义来到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服务团，投身到伟大的抗日革命洪流中来。

　　他高挑的身材、强壮的体魄里蕴藏着旺盛的精力，长方形清癯的面孔上，一双乌亮的眼睛闪烁着刚毅的神采和睿智的光芒。一绺黑发不经意地搭在前额上，时常有一丝笑意从微张着的嘴唇边那隐约可见的虎牙上显露。他语言不多，待人既热情、亲切，又稳健、持重。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忠实坚强、富于理想、办事精干、值得信赖的好同志。

　　在岩寺半个多月的整编集训中，金涛这群年轻人像飞出樊笼的小鸟，在充满热情与友谊的温暖集体里工作、学习和战斗。他们在集镇的戏院里、农村的庙台上，在街头广场和田头空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旧关之战”等抗日戏剧，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游击队之歌”、“码头工人”等革命歌曲。他们分头到学校里教唱救亡歌曲，在街道上作演说宣传。他们深入农村进行访问调查，推动“二五”减租。白天工作一整天，晚上开工作、学习、生活等检讨会，往往热烈争论到深夜。他们在山塘边一块洗漱，在河岸边一起洗衣。金涛把衣服一点点浸入水中，盯着虱虮子慢慢从衣襟里往上爬，耐心地等到这些可恶的害人虫齐集到衣领上的时候，一把紧紧揪住，聚而歼之，然后开怀爽朗地大笑起来。他说：“这就是日本法西斯未来的下场！”

　　为欢送先遣支队上前线，军部服务团加紧了歌咏舞蹈和戏剧的排练，许多东西他都要从头学起。学习会上金涛和同志们探讨：怎样做群众的动员工作？统一战线的内容有哪些？什么是苏维埃、苏联人民是怎样生活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一些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更深深地吸引住金涛同志。

　　他在总结这段火热的战斗生活时，曾不无慷慨地对战友王敬之说，这段生活使他克服了过去的幼稚、单纯和冲动，以及幻想、憧憬与彷徨，一切都在斗争的激流中进步了，对于自己所信仰的革命事业更加坚信。今后，主要是要勇敢地、虚心地去学习、去实践这个伟大时代的革命斗争了，全身心地融入抗日烽火中。

　　短暂的聚首，紧张的学习，严肃的讨论，加深了同志间的友情，也锻炼了金涛同志。不久他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到了南芜宣抗日前线。七月，他深入到南陵县奎湖、芜湖县埭南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开展民运工作壮大革命力量

　　由于独立工作能力强，金涛同志不久便被组织上调离战地服务团，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民运干事。一九三九年四月，金涛担任三支队五团民运股长。他在繁昌区参加一段民运工作后，与王绥章、李乃超、黄建峙等来到繁昌北部敌占区，在敌后开展民运和敌工工作。这时，日本侵略军占据了大半个繁昌县，我军深入敌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势力紧步其后，在繁昌形成了我与敌伪顽三种力量对峙的局面。我们的方针是“打击日军，瓦解伪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扩大游击根据地，待机夺取胜利。”

　　民运工作从磕山乡开始，逐渐向白象、慕英乡、大小洲发展。民运工作队员们在金涛同志的带领下，打起背包，深入到民众中，利用唱歌、演戏、贴标语、散传单、开大会等各种形式揭露日军暴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解抗战必胜的道理，与广大民众同甘苦、共命运。他们的模范行动，深深感染着广大民众。老百姓把新四军看作是自己的贴心人，有事总要找民运队员商量。新四军解除民众疾苦，保卫民众家园，以及新四军不害民、不扰民的模范行动，深得民众拥戴。民众动员起来了，抗日救亡的烈火越来越旺，广大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上前线去杀敌。与此同时，各民众抗日团体也纷纷成立，如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儿童团、递步哨等。在社会团体中发展党员，恢复和建立健全中共地方党组织，以领导和组织武装(游击队、猎户队)，配合新四军抗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一九四○年春，金涛在慕英乡严村宕、滕社保、李桥保和六庄保等地聚集群众尤其是进步青年，给他们讲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革命道理。他说，一只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团结才有力量，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击日本鬼子和汉奸，宁死不做亡国奴。他还教大家唱一首国共合作歌：“国民党和共产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他们贡献一切力量，一齐走上抗日的战场，全国紧密团结，发扬了抗日杀敌坚强的力量，看，抗战高于一切，两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他们贡献出一切力量，一齐走上抗日的战场。”当即就有王高明等三位热血青年报名参加了新四军。同年秋，金涛同志在李桥保大滩汪家墩组织动员了由六十多名青年参加的抗日游击队，将其送往新四军三支队指挥部所在地——中分村整训后，编为五团特务营三中队。很多热血青年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四十八年后，即一九八八年，一位当年参军的老干部乐平风在回忆这段历程时写道：“我参加革命的思想动机是金涛同志一点一滴灌输的。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质和坚强毅力始终感召和鼓舞着我……我毕生奉他为楷模！”

　　国民党繁昌二区分部书记兼区长汪惠泉十分反动。金涛同志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对他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民运队员陈国英的父亲、哥哥因支持革命，被汪惠泉抓走，金涛一面安定陈国英，一面写信给汪惠泉，提出以捉家属对捉家属的对等办法，强令他把人放了。

　　二区还利用国共合作，在经济上和我们激烈争夺。保长徐在祥要大、小洲的二百多辆手车领他们的牌照，完他们的税，每年每辆车交纳一元钱。我们组织了车工会，选举了自己的正副主任，拒不交纳。徐在祥带人来捉车工会两个主任，金涛指示在老二区当区员的我地下工作者徐思勉把徐在祥除掉。

　　大磕山一个姓胡的伪保长为了讨好民运工作队，弄了一件新的毛线衣送来。金涛当即揭穿其险恶用心，指出他必须老老实实为人民办好事，不要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劳，当汉奸绝没有好下场。

　　伪区长王世友在三山开了个粮行，专为日本人服务，压价压级抢购小麦和棉花，坑害百姓。金涛与在城乡工作的三支队一营副营长刘全同志商量后，派三名精干的游击队队员把粮行打掉，会计被打死。事后，他找地方绅士谈话，并以三支队的名义在杨泗庙张贴布告，警告伪区长不准再囤集粮棉、盘剥百姓，维护了群众利益。当地有个叫王秀章的坏家伙，群众恨之入骨，骂他“混帐王秀章，贪利又贪赃，三年不下雨，六月飞白霜。”金涛派人调查属实后，将其处决。

　　民运工作队日日夜夜在敌人的周围和间隙里周旋，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用老百姓一句话就是“把头拎在手上干！”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天，金涛带领游击队队长史国光和民运工作队员陈爱曦等十余人在慕英乡开展民运工作，晚上宿营在该乡小滩村庄的几户人家。因人告密，龟缩在旧县据点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分两路将小滩村包围，情况万分紧急。金涛当机立断命令，硬冲占领对岸高地小江坝。他带头渡河冲向敌人毙敌二名，打开突破口，脱离了虎口，而我无一人伤亡。还有一次，在长庆乡开展民运工作，由于十分疲劳，晚上，有的同志提出要到老百姓家投宿；金涛坚决不允许。他带领游击队员睡在船墩头村庄对面的山上树林里。翌日清晨，敌人叽哩呱啦来了近百人，到船墩头搜索。敌众我寡，有的同志很惊慌。金涛同志神态自若，命令大家就地隐蔽、子弹上堂，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最后，敌人扑空而去，新四军战士安然无恙。通过这两次与敌人突然遭遇时，金涛所表现出的冷静、沉着、机智、勇敢，大家打心眼里敬佩他，都愿跟他为革命事业出生人死。他们大胆心细，穿梭于敌、伪、顽、匪、特之间而游刃有余，既能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又能始终迎战敌人，把民运工作推向前进。他们依靠群众，群众拥护和相信他们。特别和中青年人，像兄弟般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开会、学习、唱歌。他们吃住在群众家里，和农民心连心。在慕英和磕山两乡间，隔着一条又宽又长的水沟，一遇紧急情况，农会会员就用木盆机智地把他们送到河对岸，脱离危险区域。

　　沿江的大、小洲土地肥沃，相对富庶，群众基础也较好。金涛在中共繁昌县委的坚强领导及新四军三支队的大力支持下，在敌伪顽的眉毛、鼻尖底下，硬是通过开展抗日宣传，组织人民抗日；打击敌、伪、顽少数武装，保护抗日人民利益；组织税收，在物资上支持抗日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游击队；发展地方党，扩大抗日武装；实行减租减息，打击高利贷与汉奸、顽固派有勾结的坏分子和特务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开辟了大、小洲革命根据地，并发展了一支拥有六、七枝驳壳枪、穿便衣、精悍勇猛的游击队。金涛带两支新的驳壳枪，住在一个低矮的草房里，与大、小洲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抗日，坚持抗敌反顽的游击战争。

　　强将手下无弱兵。在金涛的影响和带领下，敌后民运工作队员们个个生龙活虎，单个活动时，能以一当十。一句话，一张纸条，通过递步哨，密切联系。有时敌人在夜间活动，老乡们总是事前报信，使他们安全转移。当时有这样一首歌：“我们军民要合作，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挖战壕，送子弹，抬伤兵，做茶饭，我们是一家。”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保家乡、杀敌人，发动游击战争……”

　　大义凛然化险为夷

　　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爱戴、拥护金涛同志以至不惜以身家性命来保护他。而人民的敌人特别是汉奸、特务都惧怕他、仇恨他，听到“金涛”二字，也会脸色大变、浑身不安。他们早就想把新四军游击队消灭，首先想把金涛干掉。一九四○年十二月，国民党二区在小江坝借口开会选保长，邀请金涛参加，阴谋设下陷井。会议以区长名义召开，大小洲十五个保二十多个地方士绅参加，国民党行动队第三突击队队长郑德玉主持。老二区全部武装三个分队都来了，还从五十二师搬来一排兵力。

　　金涛从大局出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仅带一名游击队员束延海，赤脚穿草鞋从湖阳冲赶来，村边戒备森严，进门两道警卫。金对束说：“果然想吃掉我们了！”进入会场，郑德玉皮笑肉不笑地招呼了一声：“金先生来了！”徐思勉忙招呼入座，束延海在金的对面坐下。

　　开会了，郑德玉猛地站起来，把手枪往桌上一掼，把衣袖往上一勒，气势汹汹地说：“今天开会选保长，各位士绅父老可以尽量发表意见，至于共产党金先生嘛，只能听听，不需要说话……”

　　这不是不要金涛说话，是不准人民说话。金涛蹙了蹙眉头，扫了束延海一眼，只听呼拉一声，两人同时把破旧棉袄敞开，金涛露出了两把顶上火的手枪，束延海露出了捆在身上的八枚手榴弹，盖子早巳打开，导火线扣在手里。束延海大喊一声：“不准动！”会场上的人都清楚，只要拉响，就会同归于尽。郑德玉和绅士们脸吓变了色，浑身筛糠抖个不停。

　　金涛理直气壮地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是浙江人，到这里来为了什么？……你们吃的是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信你们看看你们脸上什么颜色，我们脸上又是什么颜色……”金涛义愤填膺地讲述了共产党如何不避艰险、避免磨擦坚持抗日，国共两党应如何加强团结、通力合作、一致对外……他讲的道理通晓明白，人情人理，使那些满头流油的人也不得不叽哩咕噜议论起来，敬佩金涛真有好文才，有些开明绅士被感动得流泪。最后，金涛代表我方提出了保长名单，到会绅士个个举手同意。郑德玉也不得不举手表示：很好，很好！

　　会散了，束延海令郑德玉送金涛出门，走出半里地让他回去时，郑说：“共产党虚怀若谷，还请原谅兄弟冒昧！”已吓得吐语不清，汗湿涔涔。

　　敌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如此惧怕金涛。首先是他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代表正义；其次是他英雄虎胆，智勇双全；再一个原因是他背后有人民的武装作后盾。金涛领导的一支游击武装，此时发展到66人，已威镇江南。不久这支武装被编人新四军新一团，上升为主力部队。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走后，就是金涛带了两名精悍队员到皖北将张正坤司令员接来的。

　　抢救革命火种 护送同志过江

　　一九四○年十月，国民党置民族遭受日寇铁蹄践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为排斥异已，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十二月九日，蒋介石亲自下达所谓《展期限新四军北移手令》，命令“凡在长江之新四军，全部取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各地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并着手准备。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亲自布置金涛留在繁昌江边，负责率领游击队护送我军过江，将这一历史重任交付给他。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日，东南分局副书记饶漱石路过南陵沙滩脚，也布置金涛留在繁昌江边并指示支队部派史国光等三人协助其工作。一月三日，铜繁芜中心县委书记张伟烈来到磕山，召开繁昌县委会议，金涛同志参加，讨论决定要保留武装和敌后群众组织，并要建立自己的政权。

　　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国民党顽固派为剿除异己，调转枪口，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除约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金涛带领游击队在小江坝伏击到油坊嘴的一小队日伪军，获全胜后转移到无为白茆洲。张伟烈根据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的指示，总结了繁昌敌后工作，对今后如何在敌后站住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宣布中心县委的决定，金涛参加繁昌县委任军事部部长，游击队立即返回繁昌敌后，收容和护送新四军突围人员过江，这是铜繁两县县委的中心任务。具体工作为：收容护送皖南事变突围人员；恢复和健全基层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及民兵、递步哨等组织；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此时，可恶的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围歼我军，派出汽艇在长江江面上巡逻，随时拦截我过江的同志，并下乡搜捕。为了抢救革命火种，金涛及时到大、小洲，和县委其他同志一道，采取各种形式，对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干部和战士，做了大量的收容和护送工作，使突围同志得以顺利地从油坊嘴渡口、夏家湖的汤家桥渡口和鸭棚嘴的窑头渡口，先后渡过长江，安全到达江北无为。他们在鸭棚嘴一带开了个猪肉案子，门前竖立一根肉望杆子。这是告诉人们是否有肉卖的标志。杆子竖立着表示没有敌情，可以来人联络，否则就不能来。联系上后，金涛等同志便忙着为他们安排食宿、筹集医药，组织船只渡江等。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新四军突围人员四、五十人到达红花山下湖阳冲，金涛派束延海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挑了几担玉米粑粑送去应急，后到大洲的谢边、姚边、鸭棚嘴一带几十户群众家里隐蔽起来，时正值大雪，一时不能渡江，当地群众热心拥护，主动为他们换上便装，群众宁愿自己吃差些，也要供给新四军好的饭菜。一百步的一户群众蒸了一百斤团子，被刚迎到的新四军吃光，不要一分钱酬金。到了正月初四，金涛负责组织了十几条船，用两个夜晚将他们安全送到江北。

　　由于金涛精心组织率领武装护送和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掩护，分散或成批的由繁昌渡江到江北无为的新四军有黄火星、徐绍荣、张闯初、刘别生、杨采衡、李志高、谢忠良、何志远等党政军各级指战员计数百人。这批人到达无为后，以突围部队和无为游击队及第三支队挺进团等组成新四军第七师。

　　夹逢中求发展 坚持敌后斗争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党中央毛主席致电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要求“皖南应派人过江、指导残余力量，仍在芜湖一带抗日”，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又指示七师：“……必须坚持皖南、无为及庐、桐阵地，创立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精神，新四军七师旋即派五十五团一部重返皖南，坚持铜、繁地区抗日斗争。当时，繁昌革命形势十分严峻，敌伪顽加紧了勾结，对我活动区域进行“地毡式”的反复清剿和扫荡。在险恶的环境里，有的同志被捕，有的牺牲，党和群众组织受到重创，江边游击队仅存二十余人。繁昌敌后仅大、小洲的一百步、鸭棚嘴、头棚等地可以活动。金涛一面往来于江北江南之间，积极与五十五团及设在无为沙垅的皖南特委取得联系；一面依靠群众，采取狡兔三窟或声东击西的办法，昼伏夜出。每个人都选有几个可以隐蔽的地洞、夹墙藏身，或趁小船、渔盆深藏在芦苇荡里，躲过敌人。

　　金涛与敌前县委书记李铁民一道，以坚韧不拔的大无畏精神，冒着生命危险，领导同志们坚持斗争。他们在风雨的黑夜里，从敌后经湖阳冲、阴山冲，绕过繁昌城到新林、平铺等地，联系上一个个的地下党员和失散的同志，重新整顿了一、二、三区的干部队伍和党的组织，坚持执行党中央关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去争取胜利”的方针，为建立自己的政权打下基础。同时，为了掌握敌情，交流情报，确保繁昌县委与新四军七师和皖南特委的联系，金涛牢牢掌握和控制着过江渡口油坊嘴和一百步一带。由于日本鬼子有巡逻艇在江面上巡逻，白天，他们采取放烟的办法联络；晚上用火来传递信息。鬼子十分狡猾，有时采取停机航行(没有声音)，突然袭击。有一次，敌后县委书记王敬之等人刚上岸，鬼子汽艇便赶了上来。又有一次，全船三十多人遭鬼子偷袭，除一名党员跳江凫水上岸，幸免于难外，其他全部壮烈牺牲。

　　为了恢复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配合皖南敌后斗争，一九四一年三月底，七师党组织派遣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队组成三个连二百多人分两批过江，从无为六洲起渡，到繁昌大洲一百步上岸。金涛十分欣喜地带领小部队到江边迎接，安排食宿。翌日，未来得及赶到红花山的一个连在小洲小龙塘与下乡扫荡的一个日军小队发生战斗，几乎全歼了日军。这次战斗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回师皖南的第一仗，它大长了新四军的声威，证明新四军并未象国民党反动派所宣传的已被完全消灭。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日斗志。五月，七师正式成立了五十七团，政委黄跃南，团长梁金华。梁亲自率领一营二连南来，配合繁昌县委坚持敌后恢复敌前地区，多次粉碎敌伪顽的进攻，进一步扩大了新四军回师皖南的影响。

　　依靠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武装斗争为先导，狠狠打击最顽固的敌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国民党敌后坐探朱嗣满趁我坚持地区立足未稳，为土顽陆云龙进犯敌后收集我方情报。金涛当即将朱处决，布告贴在他家大门上三月间，抓获两名谋杀我三名民运工作队员的伪顽奸细，也坚决予以镇压。游击队得悉横山据点六名伪军到油坊嘴催粮的消息，金涛派史国光率十余名游击队员前往伏击将伪军全部缴械。还有一次，金涛率领游击队在保大圩南山嘴钓鱼塘中间伏击敌人，枪一响，鬼子先跑了，伪军全当了俘虏，缴枪二十五枝。锄奸工作的开展，日伪军受到打击，敌后局面遂逐渐好转。

　　经过一个多月筹备，四月下旬，繁昌县委在小江坝召开了一个有地方积极分子、开明士绅、两面保长一百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繁昌县马厂区行政促进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正副主任和委员。金涛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建政要求。这个行政会即党领导的抗日政权组织，繁昌第一个区级政权。此后陆续建立了保兴、江坝、慕英、磕山、白象、永固等乡政府，为十月正式成立高安区区政府打下了基础。

　　在组建区乡政权的过程中，金涛代表县委委派邹亚平组织举办了三期“青年学习研究会”，争取了一些有文化的青年，直接培养区乡政权所需要的干部。

　　由于金涛等人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繁昌县的革命力量于敌伪顽的夹缝中重新发展壮大起来，出现了许多送子、送夫参军作战的可歌可泣事迹。人们到处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爱祖国、爱人民……”新四军皖南支队临江团组建就有个繁昌大队，后来的皖南支队成立第二团也是由繁昌大队输送骨干去组建的。

　　六凸子与营救金涛

　　金涛长期在三山、高安、大、小洲和保大圩一带从事革命活动。老百姓亲切称之为金县委、老金。就连敌伪人员及一般人士，虽没有和他接触，但对他的工作能力及爱国精神都早有所闻，钦佩之至。

　　一九四○年秋末，金涛在小洲被伪三山区区长兼区队大队长王世友捕获，关在区公所。三山商务会负责人姚文漠、苏敏和小洲士绅刘春山、季小文、范希中、梅友松等闻讯立即赶赴区公所，力劝王世友以当前国共团结抗日为重释放金涛。王这时对金尚无恶意，只因其与小洲士绅梅恕和有矛盾，梅不来，他放了金涛，恐梅向日军报告他通新四军，遭受惩处。当时，王世友将此情况开诚地向刘等表白，刘等即迅把梅恕和找来，做其工作，王遂将金涛交给刘等，让他们一道回到民主根据地。

　　金获释后，仍坚持原地工作，在大洲鸭棚嘴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成立了区人民政权。当时，地方士绅胡溢源、陈笑波、吴益坤、王定槐、曹鹤亭等都与之有联系。吴益坤后化名为金开源，受共产党新四军之托，负责对王世友及其部下的联络工作。

　　一九四一年七月，繁昌成立敌前、敌后两个县委，金涛担任敌前县委军事部长，开辟敌前地区，不幸被日伪军抓捕，关进芜湖日军监狱。在狱中，金涛受尽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敌后县委书记王敬之得知消息后，找到了大洲进步士绅胡溢源，委托其去芜湖营救金涛同志。胡通过在一九四○年新四军三支队主办的青帮训练班上学习、对金涛教员由衷崇敬的芜湖伪军头目赵子兴和当时在芜湖的青帮头面人物何大嫂出面，但需有相当数量的金钱方可打通关节。因此，筹款营救金涛的事便成了当务之急。

　　王敬之把营救金涛的事正式提到县委会上讨论，大家一致赞成营救，可是钱从何来？大家束手无策。

　　后来，这件事让大、小洲的群众知道了。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异口同声地讲到这些年金涛为革命事业忠贞不二，为大、小洲人民利益确有建树。只要有一线希望，便应当不惜一切努力营救。营救金涛成了群众议论的热门话题。能否采用募捐的办法来筹资？这个办法虽好，但弊病不少。在敌伪占领区里，除极个别人敢于挺身而出拿钱出来营救金涛，绝大多数不敢直接拿，有的也出不起，这样做反而会使他们感到有压力。有人提议预卖小洲江心中的一个将要长出水面的淤地——六凸子的使用权。这样，愿意出钱营救的人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愿出钱或无钱的人也不感到有压力。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但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因为国民党政府也曾有过类似做法。共产党这样做是否会给群众以不好的印象从而降低民主政府的威信？王敬之把群众的两种意见提到县委会上讨论，决定采用后种办法。并印了六凸子使用权证书，由二区政府出面，每亩以一元伪币代价发行，注明这是营救金涛的专款，金额是六千元伪币，由群众自行认购，卖完为止。沈兰村区长召集会议，将此事布置下去。不到一星期，六千元钱就收上来了。有的群众出了相当多的钱，没有钱的也分头去做动员工作。那时六凸子只是在枯水季节，沙洲才有部分露出水面，生长芦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浸泡在江水中的。群众名为购买六凸子使用权，实则是支援民主政府营救金涛。这是群众对共产党新四军的信任，对民主政府的信任，更是对金涛同志的爱护。要不然，大家时逢战乱，生活非常艰苦，时局又动荡不安，这江心中的未来沙洲，谁肯花钱呢？时光如流水，六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六凸子已经长成了，仍然是十种九不收，可它曾为营救共产党优秀干部、繁昌县委委员、军事部长金涛同志出过力。现在又有多少人知晓此事？那些为此出钱的群众现在怎样？那些执照尚存几张呢？

　　就在六千元筹款由胡溢源带往芜湖不久，皖南特委的一位领导同志来大、小洲检查工作，王敬之书记兴冲冲地将“金涛被捕，党内外一致意见预卖六凸子的使用权筹资营救”之事向其作了详细汇报，不曾想得到的却是一阵严厉批评。该领导说，首先，动用巨款的事没有事先报告特委得到批准，就擅作主张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其次，目前经济十分困难，是否真正必须花费六千元也还是未知数，县委对胡溢源过于相信也欠妥。因此，繁昌县委对此事的后果要承担责任；特委将通报批评此事。王敬之只得代表县委作了深刻检讨并等待通报。

　　一九四一年夏末秋初，经多方营救，金涛同志终于获释。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同志，姓陈，是皖南事变前从重庆新华印刷所撤退到军部的，正赶上皖南事变，他随同部队突出包围走散，因道路不熟想从芜湖过江找部队，在芜湖街头被扣留，关进了监狱一年多和金涛成了难友。经了解，一同被保释回来。金涛和小陈回到大、小洲民主根据地，大家都十分高兴，也没有人再提筹资营救的错误了。皖南特委的通报也一直未发。小陈自此成为金涛同志的通讯员。

五支枪与金涛英勇就义
一九四一年八月起，国民党五十二师向红花山区大举进攻，三次不断增加兵力，最后加上四县土顽竟达一万余人。九月，皖南特委黄耀南、梁金华、张伟烈等负责同志都在红花山，决定坚持红花山，游击区由向东发展改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南向黄浒、永丰圩与铜陵连成一片；北向保大圩与芜湖连接起来。为完成此项任务，必须选派得力干部。于是李铁民、金涛等同志被派往敌后保大圩，开辟新的工作区。
保大圩接近芜湖市，与南陵、芜湖两县毗邻，属水网地带，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盛产鱼米，位置非常重要。境内六个乡，周围都有日伪据点。横山、三山、峨桥三镇分别设立了第三、第四、第五伪区署，驻日伪军三百余人。
金涛同志出狱不久，虽然斗志益坚，但于狱中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导致他身体大不如从前，常常直不起腰来，胃病也更加厉害。为了迅速完成党交给的开辟革命新区的任务，他不听同志们劝告，不肯休息治病，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坚持与李铁民、王洪勋、罗义、张帮礼等人一起为保大地区的开辟和发展殚精竭力，于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了保大区区政府，辖六个乡政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日军经过四年的侵华所遭受的损失，兵力、兵源、兵质都有所下降，反映在繁昌一线战场上，主要力量是用在巩同已占交通线，拉锯式的反复扫荡，徒然消耗实力的斗争已不多见，基本上采取龟缩不出的办法。因此，从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初，繁昌敌后革命形势比较好，党的各项工作都能按预定计划发展着，对三山、旧县伪军争取工作也开展得比较好。
同年冬，日军为调集较有战斗力的老部队以充实和加强其在东南亚和华南的军事力量，把原住芜湖、繁昌、铜陵部队和从国内调来的新兵换防。在补防部队未到齐时，原驻军放火焚毁多余设施及废弃物资。因此，库山、红花尖等据点火光冲天。随之日军败退的谣传到处充塞。我游击队队长骆云山部不加分析，信以为真，于一九四二年春在保大圩梅山乡与王世友区队分队长杨子清等五名伪军相遇，未经战斗缴枪五支和一部分弹药，将伪军人员放回。随即，王世友派大洲鸭棚嘴伪保长王定槐来找金开源，表示如果鬼子投降，不要说五支枪，就是整个大队，他也要率领来设诚。现在只是换防，他将因被新四军缴枪而受到场面上人的耻笑，在三山将难以立足。因此，请求共产党把枪支发还。正当繁昌县委在商议答复方案的时候，不想其部下率几十名伪军押送峨桥镇合作社购进的物资，路过许村与穿着长衫在老山乡开雇工会回来的金涛撞个正着。金因疟疾缠身，行动缓慢致为伪方士兵追及捕获，押解三山。问题顿时变得复杂起来。王世友正对“骆部缴枪”事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盛怒之下将金涛关进区公所牢房，并令区队副秦佳法连夜突审，审讯在伪区公所大厅进行。金涛神态自若，两目炯炯有神，逼视秦佳法。秦问他姓名，金将携带的芜湖麻布圩陶某的良民证甩到秦佳法桌上。秦说：“你不是陶某，是鼎鼎有名的金涛。”金说：“既然知道，何必再问！”秦佳法说：“你们既命金开源和我们联络，部队又收缴我们的枪支，欺诈待人，不讲信义。现在你已落入我们手中，如能把枪支归还，我们可以释放你，否则，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金涛两目怒视秦佳法，说道：“日本鬼子进攻我们祖国，民族已到危亡的时候，你们竟忘记是中国人，不知羞耻，甘当汉奸，做日本鬼子的走狗，残害同胞，今天还有面目来审问我！说到缴枪的事，那是部队领导人的决策，我无权干预，今天拿还枪作为释放我的条件，是不可能的。你们如果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知道我是在为抗日救国进行工作，就应当恢复我的自由；如果你们丧尽天良，甘心认贼作父，对我施加迫害。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流血牺牲的，你们总有受到人民惩罚的一天！”秦佳法无言以对，只好将金涛押回牢房。
与此同时，王敬之致书王世友，指出：“日寇虽暂时未完全失败，但终归灭亡，这是大势所趋。劝你信守诺言，立即礼送金涛同志回来就医。至于枪支问题，可以从长计议，从大处、长远处看问题，决不要因为五支枪的事小题大作，伤了彼此的和气，并引用石达开语：‘请看今日之域中，究是谁家之天下’，促其猛醒。”
信去后，金开源、王定槐从三山回来，转达了王世友的口信，邀请王敬之去三山附近的龙王庙面谈。为了金涛同志的安全，为了维护大、小洲、保大圩人民的利益，为了使敌后形势能化险为夷，王敬之单刀赴会，与金开源一起到了龙王庙，王定槐也在一旁陪着。王敬之谈到信中所提各点。王世友重申了过去转达的意思，因为他本是开粮行的青帮小头目，最要面子，他又提出以五箱子弹、五箱手榴弹换回五支枪，并说明他并没有把金涛交给鬼子，只要枪支的事办完使其能在场面上过得去就礼送金涛回大、小洲，绝不食言。由于在实质性问题上，毫无进展，谈判只进行半个小时便告结束，双方约定，一个星期后给回话。
王敬之连夜赶到尚住在大洲的新四军五十七团团长梁金华处，将谈判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请他考虑，又马上渡江到无为沙垅找到皖南特委书记黄耀南同志，向他请示，陈述了繁昌县委的看法，认为还是不要为了五支枪破坏了和三山伪军关系，因为它关系到保大圩的发展，大、小洲的稳定，和敌前区的依托。这五支枪不只是金涛同志一个人的安危……等等。但是梁和黄的看法却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枪发还，用子弹和手榴弹换也不行。因为据当时一位从师部来特委的领导透露，巢湖大队曾发生过给伪军一支枪而受到七师代师长傅秋涛批评的类似事件。现在，若这五支枪发还给伪军，岂不要犯更大的错误？因此，这是政治问题，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根据这种看法，五支枪的问题就这样处理决定了。但是金涛同志在人家手里，今后的伪军工作怎么办都不了了之。而繁昌县委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毫无决定权，加上有上次“预卖六凸子使用权筹资营救金涛”差点遭特委通报批评的教训，现在也不敢再“擅作主张”。这样，便彻底中断了谈判。
一个星期以后，王定槐来询问答复。王敬之有口难言，只好要他回复王世友：我军保国卫民言出必行，日寇必定灭亡，顽匪民心丧尽，如能真心向善，预卜来归，则表欢迎。但望能从此事做起，礼送金涛同志回部，不要因为五支枪问题而伤了彼此和气，也断送了自己前程，云云。都是些已重复多遍的话语。
这时王世友和顽、匪、特加紧了勾结，决心和共产党新四军彻底决裂，竟丧心病狂地将金涛移交给日军。日本鬼子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国人自己手中得到了这位叱咤风云、威镇江南、令他们闻风丧胆、寝食难安的共产党新四军优秀干部，大名鼎鼎的金涛，金县委、老金！他们通过对金涛同志施以断绝饮食、吊飞机、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铁丝穿透手掌、锁骨、挽过双肩，用刺刀细细分割等惨无人道的酷刑，以发泄对共产党新四军、对金涛同志的刻骨仇恨，发泄法西斯的兽性。金涛同志咬紧牙关，不吐半字，坚贞不屈。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在三山双龙口窑头，矶头山山麓，金涛和通讯员小陈、保大区委委员张帮礼三人同时英勇就义。临刑前，金涛同志不用捆绑、挺胸直立，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残暴地硬是用刺刀将他胡乱戳死。我们党的好同志，坚强的、群众爱戴的好共产党员金涛，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在异地他乡，三山街头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他以二十六岁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壮丽的事业。金涛同志这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仅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同时也吓坏了贪生怕死的敌人，他被捕后的英雄事迹就从敌人嘴里以“共产党人难以对付，不易征服”的佳话而传扬开来。
天空低垂，乌云翻滚。繁昌敌后的形势直转急下，紧接着李铁民、王洪勋两同志在教化渡遭到三山敌伪围攻，惨死在伪保长家里。孙楠同志在保大圩就任区长不久也牺牲了。
一九四二年冬，皖南特委在无为沙垅召集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伪军政策的文件，讲到敌后争取伪军工作的重要性和策略上的应从长远着眼，要培养大兵团起义，不要因小失大等有关精神。王敬之被指定作中心发言。他认为，对伪军应晓以大义，使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出发，应帮助抗日救国的我党我军，认清只有这样才有前途，在敌强我弱的地区或敌我处于均势地位，为了取得相对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壮大我党我军开辟政权，应允许适当照顾其利益；使这些人真正“身在曹营心在汉”，为我们效力。他强调，为了五支枪而使大、小洲的伪军工作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坏的方向发展，以致大、小洲和保大圩的工作遭受了严重损失，保大圩工委领导同志几乎全部牺牲；使繁昌敌后的一九四二年好不容易才出现的好形势，而最终又以坏形势渡过了冬季，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最后，一位与会首长作出结论，指出用二百支枪或更多的枪，也应该把金涛同志换回来。只可惜，这句话来得太迟了。我们的金涛同志已命赴黄泉，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同志和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革命事业！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即一九八五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追述这件事时，忍不住老泪纵横，痛心疾首。他说：“金涛同志为党的事业建立的功勋，何止五支步枪所能抵的，他带领束延海游击队不是亲手把缴来的五支捷克式步枪交给了五十七团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干革命工作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但关键还在于要认真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不能死啃教条，更不能凭一己的私见，一时的感情代替政策，那样的话，只能使人民蒙受损失，革命遭遇挫折！做伪军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何尝不是这样？！金涛同志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美好的未来，更给后人留下了可供思索的经验和教训。”
精神不死英名永存
金涛烈士残遭杀害的当夜，时任繁昌敌前工委宣传委员的王安葆同志率领几名地下党员和群众将金涛等三位烈士遗体背上木盆从横山河运至大洲焦家湾安葬。
长江呜咽，矶山肃立，树木含悲。金涛生前曾战斗过的磕山、慕英、三山、大、小洲及保大等区、乡人民处于深深的悲哀之中。
大、小洲群众自发在金涛等烈士坟前聚集，开会追悼，人人流泪，个个悲愤，誓为烈士报仇雪恨。
老山乡许村的一对老夫妻抱头痛哭。打那以后，他们终日以泪洗面，逢人便诉说，金涛生前经常歇住其家，为他们挑水担柴做重活，视他们为亲爹亲娘的感人事迹。
与金涛同志同生死、共患难，曾在一起学习、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同志们，更是化悲痛为力量。他们把金涛在繁昌敌后与敌、伪、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视敌人如粪土，以人民为父母的可歌可泣之事迹搜集整理，集体创作了《精神不死》一剧以激励后人。二区区长沈兰村同志为该剧填寄《燕双飞》词一首，名日《悼金涛》，全文如下：
泪双淋，旧事重提最痛心，记得去年五月，榴火鲜明，金涛同志在三山牺牲，慷慨高歌捍正义，一死重泰山，万古千秋留美名。
曾记得，皖南事变鬼神惊！繁昌敌后，土匪乱捉人，老幼都吓怕，鸡犬不安宁，金同志，是救星，打土匪，保黎民，而今人不在，死难忘，枉冤深，同胞记清，我们大仇不报枉为人。
这首词被人们用“何日君再来”的曲子吟唱，在繁昌敌后民主革命根据地流传甚广。
直至四十六年后，即一九八八年，受金涛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乐平风同志，虽然白发飘顶，但还能用充满悲痛心情和仇恨敌人的气忿一字一句吟唱，既激昂悲壮，又能鼓舞斗志。他在给中共繁昌县委党史办的来信中写道：“我记得一九四四年春节，在南繁办事处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以丢手帕方式轮流唱歌，轮到我时，我抑制不住内心对金涛的崇敬和思念，就唱了这首《悼金涛》。唱着、唱着，我哽咽了，泣不成声，以致把当时晚会的欢笑声淹没在一片悲恸之中。晚会主持人办事处副主任姚志健见此情景马上站起来，两眼噙满泪花，高声说道：同志们，这首歌是歌颂在我们繁昌敌后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金涛同志的。革命，犹如在热锅里抓豆，总要烫手，不流血，不牺牲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烈士坚持真理、追求光明、不怕牺牲为人民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以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气概，抗击敌、伪、顽，救民于水深火热中！”
是的，革命犹如热锅里的抓豆总要烫手，不流血、不牺牲是不可能的。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和顽匪是非常阴险狡诈的，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用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工农群众运动，破坏民主革命建设。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有多少英雄坚贞的战士为此而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没有走完的漫长革命道路上，在严酷的斗争中，还将要求我们继续付出多少光辉而宝贵的生命啊！但是即使前面全是刀山，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还是昂着头向前挺进着，而且队伍越来越长，斗志越来越旺。
安息吧，金涛同志！您以短暂的战斗革命历程，在人民心坎中树立起了一座不朽丰碑。您的精神不死，英名永存。繁昌县人民永远怀念您，永远传颂您那英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