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父徐志贯(又名徐之光)，一九一九年四月出生于安徽繁昌县新林乡徐村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其母亲系穷苦出生，不仅同情贫苦穷人，还经常帮助别人，是乡亲们心目中的大善人。在其母亲潜移默化的培养、教育和影响下，徐志贯从小就富有同情心，与村里农家子弟相处融洽，常常把家中一些好吃的东西拿出来与小伙伴们共享。甚至把家中米偷出来接济揭不开锅的乡邻。

　　一九二六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时，家乡办起了第一所新式学堂——新林小学。徐志贯入学后，接受从外地请来一批青年进步教师的启蒙教育。这些教师在传授新知识的同时，还向孩子们灌输革命的新思想，直接影响了一批批入学青少年成长和进步。

　　徐志贯敏而好学、勤奋刻苦，对新知识、新事物深感兴趣，且见解独特、新颖，深得老师们钟爱，其中汪达之老师对他影响最深。汪达之老师出生于安庆市，家境贫寒，父亲教私塾、兼行中医。他小学毕业后通过自学念完省立一中高中课程，为养家糊口来到新林小学任教两年。1928年他考进了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崂山下创办的“晓庄师范”。毕业后，陶先生安排他到苏北淮安，任新安小学校长。

　　徐志贯在老师们的启发教育下，对外面世界渐有了解，对辛亥革命后仍然贫富不均、兵匪成灾、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日渐不满。实现“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理想已在他幼小心灵萌芽。小小年纪的他不顾父亲反对，帮助老师办起“农民夜校”，把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再传授给农民。

　　小学毕业后，他考取了芜湖广益(圣雅阁)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他因不满学校的奴化教育，拒绝信教、不做早晚祷告而与洋教师闹翻，愤而离校到山东济南中学就读。

　　高中毕业前夕，神州大地已是山河破碎风飘絮、国运衰败群寇欺。“九·一八”以后大片国土被日寇侵占，亿万民众沦为亡国奴，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爱国救亡的浪潮冲击下，徐志贯在教室里再也坐不下去了。他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决心与封建地主家庭决裂，走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

　　1935年春天，他瞒着家人只身来到淮安河下镇莲花街新安小学，找到他最敬佩的启蒙老师汪达之，坚决要求参加汪老师即将组建的“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从此他与家里音信隔绝，直到十五年后他的父母才知道他还活在世上。

　　“新旅”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和领导的青少年和儿童的抗日团体。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对外以宣传孙中山先生遗嘱：“唤醒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宗旨，准备走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5年10月10日清晨，蒙蒙细雨中行走着14个平均年龄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年儿童，十六岁的徐志贯举着蓝底用白布缝制的“江苏省淮安县新安旅行团”十一个字的三角小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每人身穿一件白色细布衬衣，一条蓝士林布工装裤，脚穿一双蒲草鞋，两人合捆一个行李卷，各人背一只挎包，一把雨伞，在顾问团员汪达之老师带领下踏上了万里征途。淮安的父老乡亲，师生各界人士冒雨欢送他们。出发前大家共推徐志贯、嵇玉、朱金山三人为团务干事会成员，并由徐志贯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

　　在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徐志贯一直全力协助汪达之老师带领“新旅”全体成员走遍大半个中国。一路上，一面与日寇疯狂围剿扫荡作斗争，与国民党刁难压迫作斗争，与缺衣少食饥寒交迫作斗争。一面坚持宣传抗日，唤醒民众，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抗日宣传工作的出色成绩。

　　他们刚到达第一站——江苏省会镇江，就遭到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在《新江苏报》上以“索园”笔名发表的文章指责他们“不务正业，虚度光阴”。多次求见省主席和教育厅长，请求发给“新旅”通行全国的护照，也遭到拒绝。后来徐志贯装订了一本厚厚的八开大的题字薄，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上“请赐鸿辞，以留纪念”八个大字，请他们题字。省主席陈果夫是第一个在本子上题字的人，他写的是“幼学壮行！”以后每到一地，他们都带上题字薄，拜访当地头面人物，请他们题字。到1941年底，在上面留下墨迹的不下百人，有于佑任、宋庆龄等国民党元老，冯玉祥，张澜等社会贤达。这本题字薄也就成了他们过关闯路的最好护照。

　　他们紧接着又来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南京已是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团员们还是一身单衣，每天只能吃两顿白开水煮面条，而政治气候的严寒，更使他们感到无比悲凉。南京市长马骏超一见面就连声叫喊“回去！回去！赶快回学校念书！”徐志贯带头理直气壮地回应“现在国难当头，我们遵照孙总理遗嘱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不更重要吗？”其它团员也一起呼应，“读书要紧，救国更要紧！”“救国！蒋委员长早已有了安排，要‘先安内，后攘外’现在国内匪患未平，这个时候去打日本，那三天就要亡国，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团员们严词驳斥，据理力争，驳得他哑口无言。最后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大员、首都市长竞象疯狗一样在会客室转来转去，破口大骂，“我不和你们强辩，你们通通给我滚，赶快滚回去！”狂叫着，夺门而出。

　　面对这些挫折、困难，团员们不妥协，不气馁，坚持走自己的路，在这危难时刻党组织及时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手。汪达之老师专程赶往上海，在陶行知先生大力帮助下来到中共上海教联支部，见到丁华、王洞若、邹韬奋同志，他们把自己编辑出版的《大众生活》《国难地图》等进步书刊按成本价批给“新旅”出售。此后在严寒的南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团员们单薄的身影，他们用稚嫩的声音叫卖抗日书刊，介绍“新旅”宗旨，鼓动民众抗日激情，民众深受感动，纷纷解囊争购，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怡芳女士看到他们在学校门口作宣讲时，马上掏出三元钱买下一套《国难地图》，并亲切地对徐志贯他们说：“谢谢你们，小同学。”团员们在卖书刊中宣传国难，在宣传国难时推销进步书刊，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书刊、地图全部卖完，他们不但吃饱了肚子，每个人还穿上了一套新添置的绒衣绒裤，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战胜了饥饿与严寒。

　　在南京期间，他们还参加了由田汉组织发起的“中国舞台协会”的演出活动。前后五十天里公演了《复活》、《回春曲》、《洪水》、《械斗》等几部剧。每个剧目都贯穿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国民党在日寇武装进攻面前坚持内战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复兴祖国。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整个演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新旅”团员们在演出活动中当儿童、青年群众演员，与舒秀文、安娥等明星们同台演出，还帮助剧场收门票，作服务工作，管理服装、道具、灯光，干得十分卖力，也从中学到不少文艺演出的本领，对他们以后的宣传工作大有帮助。在这期间田汉同志还在百忙中抽空给他们写了“新安旅行团团歌”歌词，青年作曲家张曙谱了曲，从此每当“新旅”开会或开展活动时便响起：“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响亮的歌声。1936年7月经任光同志帮助，“新旅”团歌和冼星海同志作的《救国军军歌》等几首革命歌曲被英商“百代唱片公司”录成唱片行销全国。

　　还在淮安未出发前，汪达之老师即以新安小学名义起草了《为实验基本学生长途修学旅行团宣言》广为散发，争取社会力量给予支持赞助。陶行知先生将用於安葬母亲的一笔人寿保险金500元第一个捐出来，并以他的名义在黄炎培、吴耀宗先生帮助下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购买了一架“德发牌”旧无声电影放影机(当时有声电影在中国极稀少)。又从中华无线研究社弄了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电唱盘、幻灯机，从联华明星影片公司弄来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民族痛史》、《抵抗》、《小五义》等几部旧影片，还通过音乐家任光从百代公司弄来《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唱片、幻灯片。这样每到一地他们不光演讲、唱歌，还可以通过放电影、放幻灯，用这些老百姓既感觉新奇，又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抗日，唤醒民众。

　　1936年7月28日，“新旅”从安庆来到上海，在中共上海左冀教师联合会支部关怀下，顾不上休息，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活动中，首先积极参加群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到青年学生店员、工人中组织歌咏队推广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流民三千万》……还两次参加救国会组织的群众性反日大示威游行。1936年10月22日，他们还和数万上海民众一起参加了鲁迅先生“伟大的人民葬礼”(宋庆龄语)。

　　1936年12月底，他们来到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北平，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除了在各大中学校举办演讲会、歌唱会，他们还作为南方青少年学生和少年儿童代表到北平郊区南苑慰问曾在长城喜峰口、古北口英勇杀敌的二十九军官兵，在那里和官兵们联欢，教唱抗日歌曲，参观大刀队精彩表演，使官兵们深受鼓舞，士气高涨。

　　1937年3月14日新旅随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问团离开北平来到塞外古城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参加“追悼百灵庙战役的抗日阵亡将士和祝捷阅兵大会”，代表上海各界人民向大会献银盾、锦旗和慰问品，并在部队和群众中教唱抗日歌曲，这座荒漠中的古城就此响起了雄浑的抗日战歌，焕发了生机。

　　1937年3月底，援绥活动结束，，他们遵照党的指示，应傅作义将军要求深入绥远西部地区(他的屯垦部队驻扎在那里)宣传抗日。“新旅”沿黄河一线深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向广大蒙、回、汉族农牧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徐志贯从归绥到北平接张早、左林两名团员归队。7月初，张早、左林和徐志贯离开北平，一路风餐露宿，终于赶上团队，与分别了几个月的小伙伴们会合。

　　当时蒙古草原人烟稀少极端贫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在寒冷荒芜的草原上，在凄凉寂寞的沙漠里，他们跟随那辆载着电影放映工具和简单行装的牛车后面，一步一个脚印向西而行。沿途尽是“天空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荒凉，清晨从住宿地出发走到繁星满天才能赶到另一个屯垦村或居民村。“新旅”在沿途一进屯子就不顾疲劳立即开展工作，为牧民们放映抗日电影，教小朋友们唱抗日歌曲，讲抗日故事、宣讲抗日形势。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只要发电机一响，电灯一亮，周围群众蜂拥而至，欢呼雀跃。一开始是方圆几里，后来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农牧民骑着马，牵着骆驼，赶着牛车，带上干粮和一家老小，赶来看这从未听说过的洋玩意。团员们抓紧放映前时间先把青少年组织到银幕前教会他们唱一首抗日歌曲，再利用他们教其他成年人唱，很快一首《救中国》就大致教会了。而徐志贯几个团干事和中老年牧民交谈起来，控诉日寇侵占中国烧杀抢掠的暴行，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他们的行动深受广大农牧民欢迎，连当地的一些王公贵族也请他们去放电影作宣传。1937年11月他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陇东重镇平凉。虽然此时国民政府已发布了战争动员令，全面抗日已打响了几个月，首都南京已经沦陷，可这一切对于这里的政府和民众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新旅”的到来很快打破了小城死气沉沉的局面，点燃了抗日烽火，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

　　在小城一个叫“抗战书报供应社”的书店里，他们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已来到陕北，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民抗日。离这里只有几十里的庆阳就是边区政府的辖区。早在上海的时候，徐志贯、张牧、张杰等几个团干事就萌生过加入党组织的想法，只是一直找不到尚处地下的共产党组织，这下机会来了，可不能再错过。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由徐志贯以总干事名义向汪先生建议：以向八路军学习抗日宣传工作经验，同时收集一些抗日宣传材料，询问全团能否进入边区工作为理由派人去庆阳。汪先生听了十分赞同，当即决定由徐志贯一人秘密去庆阳。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一天，徐志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穿老羊皮袄，化妆成当地农民模样步行几十里来到陕甘宁边区庆阳镇，找到陇东特委书记黄欧东同志，向他如实汇报了“新旅”情况，表达了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的愿望。黄欧东书记非常高兴，他说：“我早就听说你们来到西北，现在终于见面了。”他对“新旅”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并答应了派人去平凉考察以后再考虑建党的事。

　　一个星期后，特委派牟永春、苏纯俊两同志以“新旅”新团员的身份与徐志贯一同来到“新旅”。他们一到“新旅”立即开展工作，找团员谈话、教团员们唱歌、跳舞。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培养，首先吸收了徐志贯、张牧、张杰三人入党。1938年3月的一个夜晚，牟永春领着他们三人在平凉“抗战书报供应社”的后间小屋子里的灯火下，填写入党志愿书，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黎明前夕，中共“新旅”支部诞生了，在第一次支部会上推选徐志贯任支部书记。从此直到1940年，徐志贯一直是“新旅”党的主要领导人。按照党的指示，团结尊重汪达之老师，领导“新旅”模范地完成各项任务，始终走在抗日救国的最前线。

　　“新旅”到达兰州后受到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接见，并在兰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1938年5月下旬，“新旅”到达西安，距革命圣地延安近在咫尺，“新旅”团员们都渴望去延安。林伯渠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随后，林伯渠还告诉他们：“关于你们的去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早就考虑过了，他从我们民族的抗日全局出发作出了要你们尽快到武汉去的指示。周恩来同志还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的秘密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新旅工作，全团就不要去延安了。去了延安再到国统区就不好工作了。”按照周副主席指示，只派三名团员悄悄去延安学习。

　　6月底，“新旅”其他团员在徐志贯带领下由西安来到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武汉，在武昌粮道街“抗战教育研究会”的楼上住下。7月1日，徐志贯和汪老师接到党组织通知，过江来到汉口驻在原大石洋行内的八路军办事处，刚被引上楼便惊喜地看到周恩来同志站在面前。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恩来同志英武的模样早已烙在他们心中，俩人紧紧握住他那宽厚的手，连连叫着“恩来同志好！”周恩来亲切地说：“你们是从淮安来的，我们还是老乡啰！家乡出了你们这个抗日的儿童团体，我很高兴！”接着汪老师和徐志贯详细地汇报了“新旅”的情况，他们一个讲，一个补充。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高兴地点着头。周恩来最后说：“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两万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现在抗战已一周年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你们还要努力工作，希望你们立即投身保卫大武汉的运动！”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都热情接待了“新旅”的汪达之和徐志贯。

　　第二天，也就是1938年7月2日，“新旅”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冒着炎热高温，在武汉展开了工作。首先在汉口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了新旅3年来的艰苦奋斗历程，还表演了抗日文艺节目，《新华日报》等报刊都在重要版面进行了专题报道。接着“新旅”又主动与广播电台联系，录制了他们演唱的抗日文艺节目，并在电台播放。他们参加了武汉三镇抗敌歌咏大会、救亡文艺晚会，演出西北边区的秧歌舞，到街头演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他们还在汉口闹市区搭了献金台，一边为群众表演歌舞等文艺节目，一边号召大家献金抗日。8月9日晚上，“新旅”参加了著名的保卫大武汉火把游行。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边，高举着闪亮的火把，振臂高呼抗战口号。火炬不仅照亮了江城，也照亮了整个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心；口号声响彻江城上空，也震醒了亿万同胞起来抗敌。

　　8月中下旬，武汉形势已相当危急，南下和溯江西进的两股日军步步紧逼，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在武汉仅留下徐志贯，加上张杰、范政等人，组成精干的武汉工作队(后称新旅二团)继续坚守阵地。其余团员由汪老师带领向长沙转移。留守的团员直到日军占领武汉市区前两天，才随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一同撤向长沙与总团汇合。

　　1938年11月12日清晨。徐志贯指示美术组到长沙街头写日文标语，自己同汪达之顾问到城内中山堂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七十二周年纪念会”。会后，周恩来、徐特立同志见到了他们，周恩来同志在这种紧急的关头，特别照顾安排新安旅行团的事情。他亲切地说：“政治部三厅和所属团队要撤离长沙，一律要步行，新安旅行团今天黄昏也要撤到衡阳转赴桂林，为了照顾小同志，我已安排军委会后勤部派两部卡车送你们去！”周恩来同志对“新旅”如此关怀、爱护，使同志们非常感动。当天晚饭后，徐志贯和大家一起就把器材、行李装上卡车，并把人和货物用带子相互连接、绑紧，以防急转弯时摔下车。黄昏过后，车到湘潭地界，回望长沙方向一片漆黑，冷风飒飒，黃尘滚滚，相依互靠的车上人，满脸满身都是灰土，如同一尊尊泥塑。子夜时分，到衡山下车稍息，站在路旁高坡遥望长沙，忽然，远处红光烛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蒋介石密令长沙警备司令“空城清野”，用消防车喷汽油焚毁全城。可怜长沙已是一片焦土。

　　“新旅”到衡阳，徐志贯带领大家把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标语，在街头教唱救亡歌曲。三天后，乘火车去桂林。因湘桂路修成不久，路基不实，车行缓慢，摇摇晃晃，走走停停，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大家就借此时间下车，又投入沿途宣传。火车走了3天，宣传了3天。

　　1938年11月18日，“新旅”来到了美丽的桂林。这座偏僻的小山城，在抗战时期却是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很多进步人士云集于此。“新旅”一到桂林，就马上投入抗战宣传工作，但没等宿舍和生活安定下来，日寇就对桂林开始大轰炸。

　　1938年11月30日，日寇出动近50架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轰炸，小小的桂林城内，浓烟滚滚，哭声震天，骂声不绝，每天2-3次轮番地狂轰滥炸，大片房屋变瓦砾。

　　后来居民不得不长时间地到岩洞里躲空袭，这时“新旅”住在七星后岩。日寇飞机对桂林不断狂轰滥炸，市民因缺少防空常识，伤亡惨重，人心惶惶。广西当局为了稳定民心，要求新旅协助他们开展市民防空宣传。于是大家分别到各中、小学组织师生走在街头宣传防空常识，控诉日寇暴行，唤醒民众团结抗日。还组织数千人参加的反轰炸火炬大游行，大大地鼓舞了人心。他们就设法在山洞里开展宣传活动和创办“岩洞教育”，利用七星岩防空优势办起了“岩洞学校”，把来躲空袭的大人、小孩组成识字班、歌咏队，宣传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宣传活动。徐志贯还创作了一首“岩洞教育歌”：

　　老百姓天天忙匆匆，没有钱来也没有空。

　　平时想把书来读，好似蛤蟆上天宫。

　　敌人送来好机会，岩洞是我们的好课堂。

　　洞外敌机在轰炸，洞里歌声比它响！

　　识几个字儿听个讲，国家大事来商量。

　　知识好比大炸弹，帮助我们打胜仗。

　　黄中一等同志集体谱了曲子教大家唱，中共桂林办事处的徐特立、李克农同志听说后非常高兴，还专门把在桂林拍记录电影的苏联塔斯社记者卡尔曼请来采访并拍成纪录片《小英雄》到处播放。在桂林期间，“新旅”组织得到空前发展，由14人发展到近百人，下面设立了青年部、少年部、少女部、儿童部。人多力量大，对外工作范围更加广泛。市民、学生、工人、难民、伤兵、农民都是宣传服务对象，在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1939年5月初的一天，徐志贯悄悄通知几个支委说：晚上我们几个到桂北路(八路军驻桂办事处)去一趟。晚上八点他们来到办事负责人李克农同志的房间，意外地发现周恩来同志也在这里等着他们，一见面恩来同志高兴地说“小同乡们，又见面了！”克农同志则说：“我和小徐还是芜湖同乡加校友呢！”“啊，那更是亲上加亲了！”接着两位首长详细地询问“新旅”的近况，徐志贯认真地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听了汇报，十分高兴，接着给大家讲了目前的抗战形势，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大家虚心向汪先生学习，团结一切力量，把抗战工作做好。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周恩来同志又陪同贺衷寒(国民党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来到“新旅”驻地看望慰问全体团员，和大家亲切交谈，问寒问暖，关怀备至。

　　1939年秋天，新旅接到党组织一个重要任务，设法和被国民党收容的一百多名八路军伤病员取得联系，送去党的慰问。这些伤病员有的是因战事紧迫就近送到国民党伤兵医院医治的，有的在家养伤被国民党集中到医院养伤的……只知道大概在柳州附近的界首，具体在哪里不清楚。曾派一个副营长去联系，但至今音信全无，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很着急。

　　接到任务后，新旅党支部经过慎重研究，认为此项任务只能秘密完成，如公开查找，必然会引起国民党注意。决定以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的名义组织“西南工作队”，由徐志贯任队长，深入柳州一带，一边慰问沿途驻军和伤兵医院，一边查找线索。1939年10月底，西南工作队出发。虽然徐志贯心里很着急，恨不得马上和自己的同志联系上，但为了不让国民党察觉，只能一路上一个驻军一个驻军，一座伤兵医院一座伤兵医院，都召开声势浩大的慰问大会。这样一直到十一月中旬，已是寒风刺骨了才到了界首，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被界首陆军医院集中安置在附近一个村庄中的我军伤兵员。当徐志贯拿出李克农写的便条和那位副营长接上头后，他紧紧握住徐志贯的手热泪盈眶，简要地汇报了这里一百多名同志的情况。徐志贯向他们表示了党组织的亲切慰问，并转达了李克农同志的几点指示：1.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分裂破坏。2.团结一切赞成抗日的人。3.凡是可以出院的同志一律到桂林办事处报到安排回原部队，并交代了今后联络方式，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政治诱降活动的加强，国民党反动派在1939年底发动了自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桂林上空也漂浮着分裂倒退的阴云。徐志贯由于长期担任“新旅”总干事，出头露面很多，社会影响比较大，已引起敌特注意。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将他调离“新旅”到延安学习。1940年春天在李克农同志亲自安排下他乘坐八路军办事处汽车从桂林到重庆，几经辗转来到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一年他二十一岁。到延安后，他先被分配到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任巡视员，参加了米脂青年运动考察团，考察了解放区青年运动情况。一九四二年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亲耳聆听毛泽东、刘少奇等首长上党课、作报告。抗战胜利后，随军来到热河任赤峰市区长，热中专署任秘书主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他随军南下来到江西任新中国临川县首任县长。1950年以后又调到省城南昌，先后任江西省财委、计委办公室主任、计划局长、省计划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1972年担任国家三线重点工程“燎原化工厂”党委书记，1977年初在南昌市病逝，享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