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曾两次战斗在安徽省繁昌县。他对繁昌情有独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佳话。

　　指挥“繁昌保卫战”五战五捷

　　1938年冬，谭震林率新四军第三支队由南陵县沙滩脚移驻繁昌，支队司令部驻在赤吉乡中分村。

　　繁昌是皖南前线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位于芜湖至铜陵一段长江的突出部，境内山岭起伏连绵，同时与我军部后方的山地连成一片，实为皖南门户。日军要从芜湖威胁我后方，繁昌是他们必争之地。

　　1939年后，谭震林指挥第三支队及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二支队第三团一部分，在铜繁前线共进行了近200次胜利的战斗，而其中尤以5次保卫繁昌的战斗最为激烈，5次保卫战中，又以第四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

　　1939年11月，日军继前三次进攻繁昌失败后，又纠集了2000余兵力向繁昌发起第四次进攻。

　　11月8日拂晓，日军第十五师团第五二联队川岛警备队步骑兵500余人，分三路进攻繁昌城，并以一部向城南峨山头进逼。

　　谭震林分析敌情后认为，敌人装备优良，总兵力比我处于优势，应尽量避免与敌决战，采取扩大正面布置，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把主力摆在繁昌西南山地，待机出发，县城城南的峨山头是战场全盘的中心要点，如能扼守，则不但可以控制城厢，且能吸引敌人兵力，造成出击部队的有利条件。繁昌西北一带山地，便于我威胁和钳制敌人，要防止敌人从荻港铁矿山方向增援其攻城部队，宜预先布置相当兵力担任警戒，以保障我侧翼安全。

　　基于这种分析，谭震林把第五团第一营放在横山桥通马家坝附近山地，以小部队在正面限制，主力占领有利地形，打击敌人侧翼；第二营则隐蔽在白马山附近，待机向繁昌城西北方向出击敌人；第三营在红花山、孙村附近加强警戒，随时准备打击荻港、桃冲方向来援之敌；第六团第三营以主力扼守峨山头，控制敌人，并以一部担任城防。

　　上午9时，日军借助炮火的掩护，全部迫近繁昌城，并开始向我守在峨山头的第六团第三营围攻，第六团第三营以短火力顽强抗击，经过数次反复冲锋，将敌击退，牢牢控制了高地。

　　激战至11时，第五团第一营的主力已于羊山迂回到繁城北门，第二营迅速赶到了西门，三个营相互配合，将日军紧紧包围在繁昌城内，敌人几次试图突围，双方在城厢展开激烈的战斗。15时，我军开始总反击，第六团第三营一部从峨山头直扑城内，第五团第二营从城西，第五团第一营从城北相继杀进城区。敌我双方在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此次战斗相当惨烈，史称“峨山头搏斗”。

　　战斗结束后，谭震林分析，日军攻占繁城吃了败仗，不会罢休，况且其左翼主力并未行动，可能潜伏着更大的行动，随即命令各部队仍撤回原驻地，抓紧休息，以备再战。

　　果不出谭震林所料，遭受此次打击的日军不甘心失败，调集步、炮、骑兵和空军、水警于荻港企图报复。11月13日夜，敌石谷联队、西川大队步骑兵600余人由荻港、铁矿山、三江口等地移至孙村附近。谭震林明察敌人企图后，为争取主动，决定以一部兵力诱敌至塘口坝，再出主力打击。14日晨5时许，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三营在梅冲与敌500多人交火，迫使日军不能渡河。9时，敌人又一次向乌龟山发起进攻，我第二营居高临下，以轻重机枪猛烈还击。敌人一次又一次集团式地向我第二营阵地冲锋，都被我第二营第四连击退。14时，敌军第二次增援的400余人向我右翼包围，受到我第五团第三营和警卫排的狙击。17时许，谭震林调来第六团第三营一部向乌龟山南面出击，包围敌人，支援第五团第二营。激战甚烈，日军伤亡惨重，其中指挥官川岛中佐被击毙，敌只好狼狈逃窜，退守荻港等据点。此次战斗史称“塘口坝血战”。

　　“峨山头搏斗”与“塘口坝血战”又称“第四次繁昌保卫战”，是在谭震林的直接指挥下，我军与日军进行的殊死搏斗。这次激战前后历时20天，毙伤敌人川岛中佐以下450人，是芜湖沦陷后皖南最大的血战。战斗中，为了指挥准确和鼓舞士气，谭震林的指挥所就设在敌火力射程以内，他镇定地观察敌情，部署力量。狡猾的敌人发现了指挥所，用小钢炮三次对准目标，谭震林巧妙地躲开敌人的炮弹，衣服只剩下里子，鞋子只剩下鞋帮。有的同志为他担心，他说：“打仗哪有不牺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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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结束后，在总结大会上，谭震林当着第三战区派来“督战”的联络参谋面，怒斥顽固派说：“塘口坝血战的事实，就是要让那些假抗日、真投降的人看看，谁是抗日的先锋？他们说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仗！新四军血战繁昌，他们却蹲在山上骂新四军，帮鬼子说话，这不是汉奸是什么？”谭震林的话使第三战区的代表如坐针毡。会后第三天，联络副官和他的随从们突然打点行装，向谭震林辞行。谭震林微笑着挽留说：“怎么，诸位要走？塘口坝战斗之后日军不会甘休。以后的战斗会更大，欢迎诸位继续督导。”联络官听了，满面羞惭地说：“哪里哪里，一年来，属下随谭司令转战皖南，亲眼见贵军志诚抗战，坚贞不渝，令人钦佩之至，社会上说贵军游而不击，实属流言。”谭震林又向联络官指出，新四军将士浴血抗战，是诸位亲眼所见，请回去以后，说说这里的真实情况。联络官连声说：“那是那是，一定一定。”

　　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张孟陶不无感慨地说：“我能在繁昌半壁江山主政，靠的是新四军的帮助和支持！”他还赠送一把手枪给谭震林的夫人、时任铜南繁三县妇抗会宣教委员的葛慧敏，以示对新四军的钦佩之情。

　　第三支队在军事上、政治上打了大胜仗，繁昌县妇抗会特地做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赠给百战百胜的谭震林将军”12个字。新四军《抗敌报》发表了《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通报表彰了第三支队。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战斗，曲再之、吴强作词，何士德作曲的《繁昌之战》，歌颂五次大捷，成为著名的抗日歌曲，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尤其是皖南群众几乎人人会唱。直至40多年后的1985年，在谭震林逝世两周年之际，他的战友、夫人葛慧敏还记忆犹新，用激动颤抖的声音挥泪吟唱了这首歌曲。

　　在中分村与葛慧敏恋爱结婚

　　岁月匆匆，新四军开赴皖南抗日，转眼到了翌年春天。

　　那年，谭震林已年满37岁，但仍孑然一身。一些关心他的同志和战友，开始热心促成他的婚事。

　　说来也巧，1939年3月27日，谭震林生死与共的战友、同事邓子恢由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出发，来第三支队防区铜(陵)繁(昌)前线视察，随行有60多人，历时ll天，在其返回军部时考虑到繁昌开展民运工作的需要，特地将民运部干事汪大铭和第二工作队队员留下。葛慧敏便是其中一位，不过那时她叫田秉秀，分配在支队司令部驻地中分村负责繁一区的民运工作。

　　中分村，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条山冲里。一弯山涧小溪由东向西萦绕了大半个村子，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终年不断，宛如一曲永远也演奏不完的乐章。

　　谭震林住在村南一绰号“老光蛋”的徐崇道家。田秉秀住在村东的“三公所”一厢房，与看仓屋的贫苦农民徐崇辉一家是近邻。

　　这时的田秉秀，已是芳龄19的青春少女，有着一副修长的身材，圆脸庞，薄嘴唇，眉清目秀，留着齐耳的乌黑短发，微笑时，面颊上还现出两个笑靥，显得格外俏丽俊俏。她平时总是穿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戴着军帽，腰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黑布鞋，一身的戎装打扮，给这位文雅端庄的少女增添了几分飒爽英姿，显出一副威严气概。由于她待人和气，村民们都愿意接近她；由于她英武不凡，大家又非常敬畏她。她布置的工作，人们都乐意接受并积极地完成。

　　开始，谭震林对她不了解，甚至连姓名也叫不出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田秉秀引起了谭震林的注意。

　　那是铜(陵)南(陵)繁(昌)三县妇女救亡训练班在中分村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这个训练班是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筹办的，校长是由县委妇女部长田文兼任，田秉秀任副校长兼负教学事务。会前，经田秉秀争取，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张孟陶决定到会并亲自给妇训班赠送锦旗。但这位县长又担心自己压不住阵，故特邀请了谭震林参加了开学仪式。

　　会上，张县长双手提着一面绣着“妇女先锋”四字的红绸锦旗走到台上。此时，田秉秀和另一位女民运队员迎面走了过来，接过了锦旗。随后，田秉秀作了言简意赅的即席发言，她甜润清脆的嗓音，雍雅端庄的英姿，无不为到会的人所赞美，也打动了谭震林的心。

　　还有一次，谭震林正在司令部办公，突然，门外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谭震林正想站起，门却被“嗵”的一声撞开了，进来的正是田秉秀。谭震林问道：“小田，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司令员，我们的‘妇抗会’抓到了一个尼姑。”田秉秀说。

　　“尼姑？抓她干什么？”谭震林没等田秉秀把话说完，就奇怪地抢问一句，紧接着说：“只要爱国，共产党对和尚、尼姑还是保护的呀！”

　　“不，这个尼姑是驻芜湖日军派来的特务。”接着，田秉秀向谭震林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几天前田秉秀发展的一个党员向她报告说，他家里住着一个从外地来的年轻尼姑，新四军第三支队有个干部被她的姿色迷住了，经常暗地里与她来往。田秉秀感到这是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因为部队驻地一个时期以来经常会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出现，上级提醒大家，这些人很可能是敌人派来侦察情报的密探。为了弄清这个神秘女人的来历，一天田秉秀趁这个女人外出时来到她的住处，从她藏匿的一个盒子里发现了好几份手抄的新四军重要文件。田秉秀马上把这一情况向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作了报告，并命令中分村“妇抗会”把这个可疑的女人抓起来。在证据面前，这个女人交代了日军逼她化装成尼姑，用美色勾引新四军干部，从而刺探新四军第三支队情报的事实。现在这个尼姑的真实身份已经查清，田秉秀是前来请示谭震林对此人的处置意见的。

　　听了田秉秀的报告，谭震林对田秉秀的警惕性和办事能力十分欣赏。感到这位姑娘是位有水平、有能力的妇女干部。

　　有了上次“铜南繁三县妇女救亡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邂逅和这次短暂的直接接触，田秉秀给谭震林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开始打听她，了解她。

　　田秉秀是安徽省蒙城县义和乡人。1920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蚌埠长大。她十二三岁的时候，进入南京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求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随军来到皖南，主要在军部驻地泾县云岭附近的汀潭开展民运工作。1939年2月，临时调回军部，参加战地服务团第二工作队，而后随邓子恢来到铜南繁前线，担任铜南繁三县的妇委会宣教委员。当谭震林了解到姑娘这些经历后，更在内心深处掀起了感情的波澜，暗暗地喜欢上了姑娘，总是渴望见到她。

　　为了能再次见到田秉秀，这位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自己不敢出面，竟然派警卫员去找她，结果事与愿违，连吃了几个闭门羹。为此，他一筹莫展！

　　恰在此时，时任东南局妇女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总支书记的章蕴来到了中分村，她在与谭震林交谈时，得知已经37岁的谭震林至今还是独身一人，于是提出想帮助他找个理想伴侣，谭震林这才半遮半掩地提到田秉秀。章蕴说：“这样吧，司令员，我先找田秉秀做做工作，恋爱是人之常情，何况到了你这样的年龄。将军既要打仗，也得恋爱呀！谭司令，依我看，只要你看中了目标，就要像打仗一样大胆地主动出击！”

　　章蕴的鼓励使谭震林产生了主动出击的勇气，他开始向田秉秀发起了爱情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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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谭震林从繁昌县城察看地形后回到中分村，匆匆吃过晚饭，便向田秉秀的住处走去。

　　谭震林来到“三公所”外，就听到屋子里传出来阵阵清脆悦耳的歌声。他透过厢房的玻璃窗朝里一瞥，只见田秉秀正挥动两臂，指挥青抗会、妇抗会的姑娘、小伙子们唱歌。谭震林不由得侧身静听。他听得是那么认真仔细，竟然听出了田秉秀今天的嗓音有点沙哑，失去了前两次那圆润甜美的韵味。稍顷，他走进门去。

　　田秉秀见谭司令员走进屋来，亲热地招呼他坐下。这时，歌兴正浓的姑娘小伙子们，见谭司令员来了，变成了“拉拉队”，拉谭司令唱支歌。谭司令爽快地从口袋里摸出常常带在身上的那支亮晶晶的口琴，铿锵有力地吹奏起《游击队员之歌》。大家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这才察觉到谭司令员是来找田秉秀的，于是都自觉地散去了。

　　“谭司令，你找我有事吗？”性格爽朗的田秉秀，在领导面前竟直言直语，开了话题。

　　“听说你嗓子哑了，特地来看看你。”谭震林原本不知她的嗓子有病，只是被她问急了，才随机应变借题发挥。“田同志，你工作总得有个节制呀！不能整天没完没了地干呀，说呀，唱呀，要学会爱护自己的身体，要知道，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哟！”

　　听到司令员称自己“田同志”，田秉秀心里“咯噔”一下，她似乎意识到这个称谓中还包含着另外的意思。不过作为姑娘，田秉秀知道此时此刻该怎样避免“误解”。她索性在嗓哑问题上展开工作的话题。

　　“谭司令，村上的几位大嫂送来鸡蛋、香油，说是可以治疗嗓哑，收还是不收？”田秉秀说的也确是实话。同屋的张氏不仅给她送来新鲜鸡蛋，还硬要她生吃，说是生吃润喉最好。

　　“收下，你应该全部收下。”谭震林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群众纪律呢？”

　　“买卖公平，照价付钱。”谭震林又是一句明确的答复。

　　接着，谭震林说了些安慰体贴的话便告辞了。

　　几天后的傍晚，沐浴在夕阳余辉中的中分村静悄悄的，只有那条绕村而过的小溪，在涓涓细语。田秉秀端着一盆衣服来到溪水边，她的身影在溪流倒映的天色山影中显得清秀而美丽。

　　谭震林不知何时也来到溪边散步。他见一位身材修长的姑娘在溪边洗衣裳，定神一看，正是田秉秀，灵机一动，他猛然想起田秉秀平时常在青年人中教唱的那支皖南民谣《洗衣曲》，于是掏出口琴吹奏起来。那美妙动人的琴声，随着清澈的溪水荡漾，流进了洗衣少女的心房。田秉秀情不自禁地伴和着琴声唱了起来：

　　一根棒儿两尺长／姐在溪边洗衣裳／红叶落在溪水里／咿得儿哟得儿哟／不知飘落到何方／哎呀咿得儿哟／哎呀咿得儿哟

　　叶啊叶，你别忙／奴家有话托你寄情郎／收拾行李早还乡／咿得儿哟得儿哟／大家一起赶豺狼／哎呀伊得儿哟／哎呀咿儿哟

　　一曲唱完，田秉秀抬起头来，发现对岸的谭震林正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她，她的心一阵狂跳，脸颊感到热辣辣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双方内心的情感通过这种简单的形式传递给对方。田姑娘对它的“破译”更深一层，她完全读懂了谭震林的心。她脸儿绯红，不知所措地捞起水淋淋的衣裳，掉头往“三公所”跑去。

　　爱情的火花毕竟需要碰撞才能产生。对此，作为过来人的章蕴早已洞察秋毫。她知道谭震林与田秉秀现在最需要的是尽可能多的接触和了解，于是她便不失时机地为他们创造条件。这天，章蕴听到谭震林生病的消息，便赶到“三公所”劝田秉秀作为同志的关系去看望他。田秉秀当然心领神会，便欣然去了。

　　田秉秀坐在病床边，谭震林握住她的手，坦诚地说出他心中的爱。

　　“田秉秀同志，如果你愿意，我请求你能嫁给我。我们奋斗目标一致，感情上能够互相体谅、理解；生活上能互相照顾。如果不愿意，也希望你能直接答复我。我现在不会对你不礼貌，将来也不会勉强你，不会让你为难。”

　　田秉秀面对谭震林如此坦诚求爱，既心欢，又腼腆，一时无话以答。她垂头沉默了许久，才轻声启齿：“能让我再考虑几天吗？”

　　“当然可以。”谭震林爽朗地答应，接着又兴奋而幽默地补充：“我本来也没想立即结婚，只是期望朝这个方向努力。”

　　爱情的力量是神奇的，谭震林的病霍然而愈。他来不及等待田秉秀上门来回话，便主动抓紧战事之闲，约她散步。

　　江南的五月，万树吐绿，群芳争妍。这天午后，第三支队的指战员们都在村上休息，谭震林与田秉秀双双漫步在村前的涧溪边，转而沿着弯弯的小道，迎着拂拂的山风，向山上密林间走去。

　　一支盛开的映山红向田秉秀伸了过来，于是，她顺手摘下，拉开了话题。

　　“谭司令，你爱映山红吗？”

　　“爱，怎么能不爱呢？映山红是大自然孕育的美，我能不爱吗？”谭震林也来个借题发挥，语言婉转，一语双关。“秉秀，在我眼里，你就是一支最美的映山红。”

　　“司令员……”田秉秀感到脸上热辣辣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谭震林伸手在军衣口袋里摸出一枚精巧闪光的银质纪念章，细心地把它别在田秉秀的军衣口袋的上方。田秉秀俯首看着，只见纪念章中间镶嵌着一颗鲜艳的红五角星，两边各有两个字：“抗日”、“救国”。当她抬起头来，正与谭震林两道热灼灼的目光相碰撞，顿感一股幸福的暖流涌遍全身。

　　“秉秀，我们结婚吧，就在中分村，就在这映山红盛开的季节。”谭震林激动得声音颤抖。

　　过了许久，田秉秀用低低的声音怯怯地说：“司令员，我听你的。”

　　1939年6月，谭震林与田秉秀在繁昌县中分村结合为终身伴侣。

　　创立铜南繁中心县委

　　在武装抗日的同时，谭震林十分重视建立地方党组织。1938年12月，他一到繁昌，就着手重建铜南繁地区的党组织，亲自创立了铜南繁中心县委。1939年6月，支队部在中分村召开了地方和部队干部联席会议，谭震林作了《五十天民运工作》报告，并组织大家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谭震林指出，我们不能单纯地搞军事，不能单纯地搞统一战线，要做群众工作，要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地方上的党组织。他给机关和连队分配了任务，到地方上去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织，巩固以后，再移交给地方。繁昌县党组织从西南山区开始，然后迅速向平铺、新林和高安等地扩展开来。发展的对象除农民外，还有知识青年和私塾教师，党组织领导下的各抗日群众团体，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以农抗会中的党员人数最多，占到10%—20%，即使在国民党县政府的常备队中，共产党员也有5%。

　　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加强了对抗日斗争的领导，也推动了各抗日群众团体的建立，支援了新四军部队的建设，1939年底到1940年春，军部和中共皖南特委下达给繁昌、铜陵、青阳等前方个县扩军任务800名，最后完成920人。其中中共党员占半数，区委级干部占3%，支部级干部占7%。1940年7月中央来电表扬说“铜繁的群众运动已经走上了正规的道路”。正是靠着繁昌人民的大力支持，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第三支队的将士们才在对敌斗争中百战必胜。

　　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谭震林始终把扩大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为此，地方名流、开明绅士、国民党中的开明人士乃至寺庙中的和尚都成为谭震林拜访的对象。

　　驻扎在南陵县城的国民党川军第一四四师，同红军打了多年的仗，又一直受反动派宣传的影响，对新四军戒心很深。为顾全大局，一致抗日，谭震林坚持执行“团结友军”的方针，想方设法改善同川军的关系。支队参谋长是四川人，谭震林多次派他进城去做川军的工作。民运科长金贯一等人也常去会见川军的师团长，通报我军动向和芜湖方向的日伪敌情，使他们体会到我军合作抗日的诚意。有一次，芜湖方向出来的日伪军攻打川军防地的一个山头，我军积极从侧翼配合川军抵抗，激战一天，使日伪军扔下几十具尸体缩回原地。战斗结束后，我军与川军互派人员祝贺这次战斗的胜利，从此，增进了同川军的友谊。

　　第三支队抓到的日军俘虏很多，敌工科负责做他们的工作。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两个日军俘虏上台说，他们应征到中国，现在才知道是侵略。他们非常感激新四军的优待政策，将来如能回国，一定要大大地宣传给国人知道。后来，这些日军战俘大多自愿留在新四军中工作，极少数给足路费放回。

　　繁昌县阴山冲有个老人程少川，是当地名流，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在铜繁一带下属“学生”不少。谭震林亲自拜访了他。程少川热情接待，表示对新四军非常钦佩，对谭震林非常景仰。谭震林住在范冲一位联保主任家里，联保主任目睹谭的行止和新四军的风纪，深有感慨地说：“假如全中国军队都像新四军一样，则抗战必胜无疑！”

　　礼贤下士虚怀若谷联系群众实事求是

　　谭震林在繁昌，处处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朴实正派，实事求是，一切从大局和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他对第三支队的下级干部、战士、马夫都一视同仁，同呼吸共命运。他自己会打草鞋，还教战士打草鞋。他在繁昌时染上疥疮，身体比较差。但和战士一样，过着紧张、简朴的军旅生活。他常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唱歌，傍晚则在山旁溪边散步，吹口琴，时时显得精力充沛、意志坚定。

　　谭震林很会讲话，善于表达。他的讲话不用讲稿，开门见山，抓住要领，见解独特，且声音洪亮。1939年4月10日，国民党繁昌县政府在八分村召开大会，欢迎谭司令和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张孟陶县长先致欢迎词，谭震林和史沫特莱接着讲话。谭震林根据当时的时局和出席会议的对象用富有鼓动性的语调，号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言简意赅，很有针对性。会场上长时间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

　　那个时候，党中央要求一切战区的党组织和一切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应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把他们组织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去。谭震林对知识分子尤为重视和关心。

　　新四军对进步知识分子有很大影响。涂克从浙江杭州西湖艺专毕业，投奔新四军，被分配到第三支队当文艺干事。刚到部队不几天，谭震林就派警卫员把他叫去，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听说，我们部队来了个知识分子，文化人，我很高兴，你是专搞画画的吗？涂克回答是学油画的。谭说，部队正搞五百字识字运动，消灭文盲，你可做些看图识字的工作。此外，你还能唱歌作曲吗？我们部队从福建下山来，只会唱《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全支队没有一个人作曲的，歌都没人教。涂克说我爱唱歌，也可以教歌，但没有作过曲。谭说，知识分子嘛，有什么学不会，买几本作曲的书，你一面学就一面作曲嘛！你开几本书名，我叫侦察科派人到据点里去买。不久书买来了，涂克一边学一边作曲。一次，他跟部队去打伏击，打了胜仗，缴了许多武器弹药和日本军大衣、军毯，回来路上，就一面作词，一面谱曲，写出了第一首歌《胜利归来》。回来后，就先教满载胜利成果而归的伏击部队，很快传开，全支队都唱这支歌。涂克每当回忆这段经历时，仍深有感慨地说：“是谭司令指引我走上作曲之路的。”

　　著名木刻家赖少其，在第三支队第五团当宣传股长。当时苏德战争爆发，第五团干部都是老红军，文化不高，不明地理形势。谭震林要他把一年来苏德战争情况画了一幅世界形势图，使干部一看就懂，颇受欢迎。

　　日军从芜湖到铜陵沿江一线驻有重兵，一面窥伺进攻皖南，一面加紧掠夺占领区的资源。在繁昌强征民工，由荻港修一条铁路到桃冲长龙山来开铁矿石，然后由荻港上船运回本土。支队司令部布置了一个破袭行动方案，在8个乡动员4000名群众，在部队掩护下，进行一次大破坏。后来，这个计划取消了。原因是谭震林再三考虑，认为在沿江敌人主要交通线上，动员几千群众破坏铁路，必然引起敌人残酷的报复，部队可以机动转移，而当地群众则要遭受巨大损失。从维护群众利益考虑，支队司令部改变了计划，组织几支小分队不断袭击荻港一线日军，干扰延缓修铁路；另一方面设伏诱敌，在敌人出来时消灭他一部分。

　　与陈毅一起和项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2月，中央派周恩来副主席来皖南云岭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军分会书记的项英，受王明右倾错误思想影响，始终借故不执行中央指示，反对派军东进，1939年，还将第一团从苏南调回皖南。谭震林和陈毅一道，积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谭震林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基础上，一方面就地组织游击队，收缴土匪武装，扩大兵源并设法筹款。铜繁边界地区有一支章啸衡领导的“沙洲抗日游击大队”，在第三支队进驻之后，经新四军军部民运部组织科长曾如清等人做工作，这支部队开始接受第三支队领导，改番号为“铜繁芜游击独立第一大队”，谭震林派傅绍甫前去任大队副，加强领导，并让一个主力连带领这支游击队打了几个月的仗，锻炼了该部独立作战能力。在第三支队的帮助下，这支游击队不仅控制了沙洲这块长江南北交通的“跳板”，而且还先后将上百名战士输送到第三支队，壮大了主力。

　　此事被国民党第三战区获悉，竟以新四军“破坏兵役法”，在“国统区非法组织武装”的罪名发布通缉令，并要法办曾如清。项英居然自认理短，强令游击队解散，调曾如清回军部检讨，还令第一支队派了一个连武装，将“铜繁芜游击独立第一大队”铜陵留守处的一个排缴了械，拘留5人。谭震林对此处理极为不满，据理力争，亲自与拘留人员谈话，并设宴慰藉，解除误会。他气愤地说：“要抗日就必须发展武装，三战区限制我们，就是限制抗日力量的发展。”后来，这支游击队和郎坑游击队各一部共500余人，经整训，在秋天编入第三支队。1940年春，又成立了“长江游击纵队”，于同年底编入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一营副营长刘全在繁昌敌后扩军，把活动在江边的“长江游击纵队”改组为两个连，在长江两岸为第三支队筹钱筹物，为民除奸，1940年9月整编为第五团新三营。在此期间，第三支队还在繁昌改编了骆云山领导的一支武装，组织了由柯美亨、吴金林等领导的好几支游击队。游击队的发展，成为第三支队扩充兵员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谭震林敏锐地将战略目光移至江北。数次派军事干部到江北扩军，筹措给养，作战略侦察。他要支队组织科长温玉成到江北向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刘少奇反映情况，请示意见。回来后，温玉成于1939年秋带了第五团的一个连到无为县襄安镇至裕溪口一带扩军、收税、筹粮，仅半年就扩军五六百人。谭震林同时布置第五团第二营副营长马长炎带一支精干的队伍到江北无为，“名义上是扩军，到了那里你要把无为的东西南北乡跑遍，了解所有情况，包括敌情民情，长江南北交通情况，一个月后回来向我汇报”。谭震林语重心长地对马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当马长炎完成任务回来向他汇报时，谭赞赏地说：“不错，你们这么短时间就了解到许多情况，还扩大了一批人，很好很好，我们的目光就是要放到江北去！”以后，他又两次派马长炎去江北。这是他力图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准备向江北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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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4月中旬，应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司令的再三请示，项英只得同意派谭震林去苏南东路，主持那里的党政军工作。

　　1941年元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血的教训验证了谭震林的预见：“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他是站在华中抗战全局的高度，看到了皖南这块地方是国民党必争之地，是新四军难以固守、难以发展的地方。

　　主持召开解放后的中共繁昌县委第一次会议

　　1949年4月25日，伟大的渡江战役胜利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前委负责人之一、第三野战军副政委的谭震林随第七兵团过江，再次来到繁昌，指挥中集团部队乘胜追击南逃之敌。

　　谭震林在繁昌小住数日，主持召开了解放后的中共繁昌县委第一次会议。会上，他着重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及城市接管政策问题，并布置了近期几件主要工作。

　　4月26日，谭震林召集县委负责同志和全体下山的游击队员在县委驻地集体照相留影，表现了他对南繁芜人民和这里的山山水水的一片革命深情。

　　临终前，还在为繁昌人民工作

　　1983年8月12日，繁昌县地方志编委会给中央顾问委员会写信，请谭震林为新编《繁昌县志》题词。谭震林欣然提笔作诗一首：

　　抚今忆昔心潮涌，七战七捷记犹新。

　　繁昌人民立丰功，患难与共情谊深。

　　盛年修志人皆喜，长治久安人心齐。

　　放眼未来建四化，统一大业定实现。

　　他还为《繁昌古今》题词：

　　实事求是，群策群力，努力编写好繁昌县志。

　　题诗题词，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怀。

　　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葛慧敏来到繁昌，去了赤吉乡中分村，拜谒了繁昌烈士陵园。旧地重游，感慨万千。后来，葛慧敏又写出了长篇回忆录《怀念良师益友谭震林同志》，并惠寄给中共繁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作于2001年10月，分别修改于2002年5月和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