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六年《繁昌县志》云：“李晕，白之后裔也。贞元中，与王翀霄、陈秘监，讲究性理。筑室马仁山，高尚不仕，尝为句曰：‘学道已曾忘世味，避人何曾住山深。生平只有天相谅，笑揭灵台对马仁。’”记载虽然简短，却明白无遗地告诉我们，唐代大诗人李白(701—762)的后人李晕，曾经在繁昌留下筑室讲学的行迹。至于李晕是李白的儿子抑或是孙子，竟没有一句记载，所有的记载仅限于此。这就需要探赜索隐，从李白在南陵的行迹说开去。

　　李白作为唐代的一名伟大的诗人，纵其一生，游历了祖国的大山大川。安徽位处中国中部，皖南又处长江南部，黄山、九华山和新安江等胜景，对诗人尤有吸引力。诗人无论东西南北游，几乎都必经安徽必经皖南，并由此留下诸多美丽的诗句。如：“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清溪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天门山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望天门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从这些吟咏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他与安徽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据专家考证，李白除却路经安徽，一生有五次游历安徽，其中就有两次寓居和游历南陵。天宝元年(742)，李白定居南陵并由此奉唐明皇李隆基的诏命，入京往翰林院供职。天宝十二年(753)，李白由梁园来宣城，这是他在皖南游历最长的时间，一待就是十五年，期间，走过皖南的山山水水，无疑也来到南陵。说到南陵，笔者必得赘言几句，古南陵非今南陵，就严格的历史地理概念而言，古南陵包括今天的南陵、铜陵和繁昌等。

　　李白曾在繁昌的隐静寺游历，并有诗一首：“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橘，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2010年重新整理的清道光六年《繁昌县志》错刊为“想念谷口逢”)李白诗中的“谷口”，当指由古“春谷”入长江的出口。李白游历凡由水路者，大凡都要经过繁昌，因为这里就是诗中所说的“谷口”。这首诗镌刻于隐静寺，明天启年间繁昌举人郝一楷亲见此碑，并有《隐静寺观太白碑》曰：“何年断碣丛苔藓，翠蚀青莲彩笔题。”

　　天宝元年四月，李白登泰山而下，即带着一女一儿南游。他把儿女寄放南陵后，就欢天喜地的去京城做翰林院大学士了。临行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以记其事，诗中有“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这对儿女就是平阳和伯禽。

　　李白是开元十五年(727)结婚，次年，长女平阳(小名：明月奴)出生。开元二十五年(737)，子伯禽出生。平阳与伯禽之间相差九岁。李白一生浪迹江湖，可无论走到那里，对儿女一时也没有忘却深深的思念之情。天宝七年(748)，李白受朝廷权贵的排挤，怀着抑郁不平之气离开长安，一路漫游来到金陵。他在这里写出一首生动真切的寄怀诗《寄东鲁二稚子》，东鲁即现在的山东省济宁市，是当时李白的家，诗中写道：“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这种真挚的牵挂之情，多处出现于李白的诗中，如：“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怕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

　　至德二年(757)，伯禽已是二十岁的小伙子，而父亲已是奔六十的老人，可他游历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歇，伯禽只得随侍在父亲身旁。上元二年(761)早春，距李白逝世仅一年，他们父子寓居金陵。《游谢氏山亭》诗中有：“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这可能是李白诗中最后提及自己的儿女。据学者考证，伯禽是个孝子，颇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德，故而时人谓其“必将大其名”，这当然是时人的期待。伯禽并没有“大其名”，而是过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生活。李白当年在金陵发病，岁暮由金陵往当涂探望县令李阳冰，并留此养病。伯禽也随父而行，并自此定居当涂。

　　李白于宝应元年(762)十一月病逝当涂。后三十年即贞元八年(792)，伯禽逝世于当涂。贞元十二年(796)，宣歙池等洲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重建新墓，其碑文是如此叙述的，伯禽有女二人，“一为陈云之室，一乃刘劝之妻，皆编户甿也。”即都是普通农民的妻子。又说，二女“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也就是说伯禽有二女一子，子为长，“出游一十二年”，当在伯禽去世前，可推想伯禽一定为寻找儿子费尽了精力，最终因没有寻到郁郁而终。

　　清道光六年《繁昌县志》的记述，决非空穴来风，乃是历史延续传递的信息。遗憾的是，这些信息都过于简略，所有人物都没有生卒年代的标注。欣慰的是，李晕“贞元中，与王翀霄、陈秘监，讲究性理”的记载，多少提供了一些有效的信息。“贞元中”乃唐德宗贞元年间，即公元785至805年，李晕在此年限的某一年就在繁昌。据云王翀霄乃王献之的后裔。陈秘监乃是陈商，因官至秘书监，故称陈秘监。由他倒可以获知一些李晕的历史信息。

　　旧志对陈商的生卒年也无记载，仅知他与韩愈(768—824)、贾岛(779—843)和李贺(790—816)等有诗文交往，他们都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有文称陈商“语高而旨深，三四读，尚不能通晓，茫然增愧赧”；贾岛有诗赠陈商：“君于荒榛中，寻得古辙行。足踏圣人路，貌似禅士形。”李贺的诗中称陈商“凄凄陈述圣(陈商，字述圣，作者注)，披褐锄俎豆。学为尧舜文，时人责衰偶。”从上述的诗文中，可以断言无论是学识还是经历，陈商都已是饱经世故的成年学者。

　　按照范传正新撰李白碑文，伯禽之子应是公元785年离家出游，时间恰恰是“贞元中”。笔者故而大胆断言，李晕就是伯禽的儿子李白的孙子。他的年龄无疑比李贺大，应在韩愈和贾岛之间，似与陈商相仿佛。李晕留下的诗：“学道已曾忘世味，避人何曾住山深。生平只有天相谅，笑揭灵台对马仁。”颇有乃祖父李白的遗风。由当涂而往繁昌且在蛮荒的马仁山，依据当时极为落后的通讯交通手段，伯禽是断然找不到离家出游的儿子。当然，拙作只是根据已有的文献，约略地作出以上不成熟的考证，不详之处难以避免，权当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方家指正，写出更为精彩的凿凿有据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