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自进入梅雨季节，安徽全省阴雨绵绵，持续时间竟达五十七天。最严重的是从6月上旬至7月下旬，倾盆而泻的暴雨大雨，将沿江城市乡村淹为泽国。芜湖长江水位最高时可达12.87米，长江水位一直处于警戒线以上，时间长达一百多天。据《繁昌县志》(1992年版)记载，全县八十三个乡中竟有六十六个乡受灾，“除永庆圩，全县三十三个圩口相继溃破”，“受灾田地28.35万亩，占总耕地75%，伤亡144人，倒塌房屋7.39万间”，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

　　洪水一直延至10月才退去，中共繁昌县委动员全县城乡开展生产自救，这之中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浮湖乡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表现得最为出色和典型。这个合作社建立于1952年，当时只有十三户，第二年发展到三十三户。这场百年不遇的天灾，对于刚刚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农民，无疑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大水淹没了全社的二百一十一亩六分的稻田，浸倒七十九间房屋，冲散五十八间房料。社内的二十口毛猪病死，生产工具也遭受严重损失。一时间，社员们的思想出现混乱，各人打着各人的小算盘，对眼前及往后的生活十分迷茫和悲观，退社和单干的念头比较普遍。

　　社长葛世玉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召开各种会议，有针对性地纠正一些混乱的思想。刚刚分得土地时，很多农民家中既无耕牛又少农具，农忙时因不得及时耕作而减少收入，影响了全年的生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51年冬季，组织互助组后，大家凑钱，政府扶助，这才买了耕牛，既没有耽误农时，又可以精耕细作。1952年，全组六十亩田，平均每亩产稻六百三十斤，比单干的时候增产两成，还积累了一些公共财产。1953年，合作社比互助组又上了一层楼，粮食比互助组时又增长了二成，副业生产增加了收入，又添置了一头耕牛及其它农具。如此一对比，社员心里顿时豁亮，意识到还是组织起来好，再也不提退社单干。大家齐心协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开荒种地，实行生产自救。

　　他们的经验一下子传遍全县、全区和全省。新华社知道后，很快派来记者撰写通讯，以推广他们的经验。笔者曾听徐沛先生生前谈起过此事，当年他是参与协助新华社记者撰稿者之一。初稿由繁昌的几位“秀才”撰写，他们走访了葛世玉、葛大华、葛大通、葛世前、葛大茂、柯先富、柯百法等，回来后即分工起草。几易其稿后，新华社记者总是不太满意，口中老是一句话：稿子写得很好，就是缺乏点睛之笔，各位还要辛苦一下，找一找这个点睛之笔。

　　这个点睛之笔可忙坏了他们，他们坐下来一遍遍地通读全稿，发现文字还很通顺，可是整篇文章却很平淡，没有典型性。心中暗忖，新华社记者确是“高人”，文章确实缺乏点睛之笔。他们便再去合作社采访，再将采访的笔记仔细过目，将原稿推倒重来，这就是成文的《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文章的结尾是这样：

　　“中农柯先富有二十六亩田，三个劳动力，耕牛、农具俱全自认为‘百事不求人’，过去连互助组也不愿参加。大水破圩以后田地被淹，砖墙冲倒，顾到头顾不到脚，因而也迫切要求入社。他说：‘像我们这些中农，就像江里的小船一样。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平平而过。遇见狂风暴雨，就寸步难行。若不赶快爬上大船(指合作社)，就有翻船的危险。’七十三岁的葛世桂说：‘合作社就是我们老年人的靠山。’十六岁的柯百法，自从母亲死了以后，即靠帮工过活。破圩以后，成天大哭。后来入了合作社，分配他放牛，全年可以拿到一百四十个劳动日，以每工分粮十五斤到二十斤计算，一共可以分到二千二百五十斤到二千八百斤，比他原来帮工要超过一倍以上到两倍。因此他就积极设法保养耕牛。他说：‘我从小靠娘，现在靠社，合作社就是我的娘。’”

　　新华社记者看了修改过的文章，连声赞扬：“好，好，终于找到了点睛之笔，这就是点睛之笔。”这年12月8日，此文最先在安徽《农村工作通讯》第四十一期发表。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为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共中央办公厅着手编辑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一些材料，最初将这些材料汇编成书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是这本书的实际主编，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约有四万多字，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说，他很喜欢这篇“大文章”。这其中就有他为《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所作的按语。两位农民所说的话，被新华社记者称之为的“点睛之笔”，引起毛泽东的特别欣赏，他欣然所写的按语是：

　　“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安徽繁昌县的中农柯先富和贫农柯百法的话，讲出了这个真理。”(《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毛泽东将两位农民发自内心的朴实无华的话，称之为“真理”，既反映毛泽东立足人民，贯穿始终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方法，又凸显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意欲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坚定信念和急切希望。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这段按语作为“最高指示”，被书写张贴在机关、学校、农村和工厂，最为普通的两位农民因为口出“真理”而暴得大名，可真是“天下无人不识君”了。这些对于今天对于新生代而言，早已是淡忘、陌生的前尘往事，可作为已然逝去的岁月，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