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主管“农口”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在基层考察，遇到一场报告会。台上，一位干部正襟危坐，捧着稿子，念得磕磕巴巴。台下，有的人打哈欠，有的人打瞌睡。眼见如此，谭震林火了，当场打断，问道：“你的稿子是谁写的？”被问者吞吞吐吐说是别人替写的。“那今天是你发言啊，还是别人发言？”谭震林巡视了一圈会场，大声说道：“官，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不脱离实际才怪！今后你们要是再让别人写稿子，就是不称职！”

　　一次，谭震林作报告。会前指定了一位上海来的大学生做记录，可是他却一字未记。众人追问原因。大学生怔怔地说：“今天的报告太好了，我从没有听过这样好的报告。一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越听越爱听，竟把做记录的事忘了。”事后他还天真地追问：“林司令！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谭震林笑答：“劳动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是1940年，谭震林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司令，化名林俊。

　　1941年5月，苏南锡、宜、武三县行政委员会扩大会议，谭震林应邀到会作报告。现场的范征夫，亲见“谭师长从容不迫，胸有成竹，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并在日记中简要记载如下:“下午3时半，第六师谭师长在行政扩大会议上报告，国内、国际情形，颇为详细。他指出江南斗争的任务，较全国各地为重。原因是江南为富庶之区，系敌、伪、顽、我多方必争之地，其斗争是尖锐化的。直至攻克大上海后，我们的民族斗争任务，方可算完成。全场听众，皆以为然。”这本日记，现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1942年11月，中共苏中区党委召开南坎会议，谭震林以新四军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作“精兵简政”的报告。亲历者康迪回忆：“整整一天，他不用讲稿，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苏中的工作。他还谈到苏联红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清清楚楚的讲到俘虏、打死、打伤多少德军，击落多少架德军飞机，缴获、打毁多少坦克、大炮、轻、重机枪、长枪、自动步枪、枪弹、各种子弹、手榴弹等一长串数字。”会后，康迪等人与报纸核对，一数不错。

　　1957年，谭震林在攸县进行民主办社试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胡坚，曾经用试探的口气建议一些报告由秘书代写。谭震林风趣地笑着说：“那不行，如果领导干部在会上照念秘书起草的稿子，那不成了傀儡？再说，人家写的稿子，毕竟不全是自己的见解嘛！我看还是争取自己写报告好，这样无非是辛苦点。”

　　经常听谭震林报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读谭震林有代表性的讲话记录稿，即使没有写他的名字，也可以感觉出来是他的报告。

　　“他从不拿稿子，只是在香烟纸上写几条提纲，可是作起报告来却是洋洋大观。他的报告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江抗”战士于玲回忆道。在于玲的记忆里，有一次上海来的学生追问谭震林作好报告的秘诀，那一次谭震林变得严肃了，认真地说：“革命事业是很复杂的，目不识丁，怎么能干好工作呢？就是打仗，也还是要有文化，军事也是一门科学，不能单凭勇敢呀！凭勇敢仅是一勇之夫，不了解形势，不研究战略战术，就要打败仗。所以工农干部要抓紧学习，这就叫工农分子知识化。但是光靠读书学习也是不行的，就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书读了一大堆，遇到实际问题就束手无策了，不是照搬书本教条，就是把别人别地区的经验照搬照套，不是‘左’，就是右，脱离实际，迷失方向，常常犯错误。所以，读书之外，还要实干，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去提高。在部队工作的，就要下连队到战斗第一线，参加打仗，学会打仗；在地方工作的，就要到农村去，学习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我干革命、作报告靠的就是这两方面的功夫。这就是我的诀窍。在革命道路上成才，只有苦学和实干，才能积累知识锻炼能力。还有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具备牺牲精神。有了这个最高境界，就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了。你们都很年轻，抱着满腔热诚来到革命队伍，你们的积极性很高，一定会很快成长起来的。”1944年的一天，于玲随刘炎政委看望谭震林，正遇谭震林伏案研究苏德战争，桌上破烂的欧洲地图已经被用红蓝铅笔画得密密麻麻。难怪他谈起苏德战争头头是道。二人苦劝谭震林以新换旧，获赠旧地图的于玲如获至宝。后来，战乱中旧地图遗失了，于玲为此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