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1019——1083)，江西南丰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以散文见长，他留下诸多的温雅平正，绵密周详的散文，其中的不少篇章，已为历代学子文人反复呤诵，耳熟能详，然而，他的另一篇佳作《邑令夏希道繁昌县兴造记》，却是知之者甚少，闻之者益寡。

　　南唐升元年间(937——943)，由南陵县划出延载、金峨、灵岩、春谷、铜官乡，复置繁昌县，县衙所在地为延载乡(今新港镇)。由此一百多年，这座滨江而设的县城，竟然以“陋县”而远近闻名，它既无城墙，也不设门关，四周仅以竹篱为障，城内空空了了，街上行人稀少，偶有宾客驻足，也无舍馆留宿。堂堂的县府衙门内，只有几间歪歪斜斜的旧屋，遇有风雨雪，那也是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云：“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案犊文书随意堆放，散乱不堪，遇有诉讼，也只能在侧屋小院内升堂。

　　这样凄惶敷衍的政府，谁也不愿到这里任县令，如果万般无奈“发配”至此，唯有自认晦气，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从不想为民请命，为民谋利，自然也就不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间所修《繁昌县志》，其《官职志•知县》中，这些庸碌无为的县太爷，竟然都没敢留下自己的姓名，从而使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为空白。真所謂“历七代为令者，不知几人，恬不知改革，日入于坏，故世指繁昌为陋县，而仕者不肯来，行旅者不肯游，政事愈以疵，市区愈以索寞，为乡老吏民羞且憾之。”

　　“穷必变，故有能令出。”(以上引文均见曾巩《邑令夏希道繁昌县兴造记》)北宋庆历元年(1042)，这个被曾巩称之为“能令”的夏希道，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他履任县令之初，便为穷酸破败的景象所震撼，市井萧条，人丁稀疏，可谓名副其实的“陋县”。他立即集中县衙官吏，走街串户，征调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决心重新兴造繁昌县，再也不能让“陋县”之名延续下去。他首先率领民众撤去竹障，然后自起窑厂，烧制坯砖，修造墩实坚固的城墙。城中建造起宽敞亮丽的旅舍饭庄，并在城的东北方建一座高大的瞰江亭，行人登亭远眺，江波粼粼，千帆竟发，尽收眼底。然后，他又修葺学宫、孔庙，扩建县衙处所。他还动员民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向大地要粮，向江河要利。昔日的死水一潭，早已被生意盎然的景象所取代，一座崭新且充满生机的县城已初具雏形。

　　北宋庆历七年(1047)十月二十三日，前后只用六年半的时间，繁昌县城便宣告竣工。这天，夏希道邀来曾巩，他们观赏县城的四面八方，曾巩兴致极高，赞不绝口，并让拿来笔砚，为之作《邑令夏希道繁昌县兴造记》，文章称颂兴造后的繁昌县：

　　“田利之八倍他壤有余，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资，而无贫民。其江山又天下

　　之胜处可乐也，今复得能令为树立如此，使民无岁费，而有巨防，宾至不唯得以休，而

　　耳目尚得以为之观。……予知县之去陋名，而仕者争欲来，行旅者争欲游。昔之疵者日

　　以减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藩称其县之名，其必自此始。……昔孟子讥子产惠而不知为政，

　　于戏！如夏令者，度几所谓知政者欤，于是过子产矣。凡县之得令为难者，而得能令兴

　　事尤难”。

　　繁昌自去“陋县”名，日以鱼米之乡而闻名，又处长江之滨，江帆洲渚，云水烟树，过往舟楫，登岸游览者，每每有流连忘返者。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乘舟西上，途经繁昌，便为江岸叹为观止的景色所陶醉，以至在《入蜀记》中赞美繁昌：“风日清美，波平如席，白云青嶂，相远映带，终日如行图画，殊忘道途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