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全国各地代有修志之举。《繁昌县志》的编修，有史料可稽，始自明代，然五百年间，人事代谢，沧海桑田，明代所修志书早已亡佚无存。现代所修新一代《繁昌县志》，始自1982年。

　　一、明正德间(1506—1521)所编《繁昌县志》，是繁昌县首修之志书。明崇祯十四年(1641)，繁昌县知县冯洪孜披阅此志书后，不无遗憾地说：“寥寥数牍，鄙俚简率”。可见，这部志书内容单薄，非上乘之志书。

　　二、距第一次修志一百多年后，明崇祯十三年(1604)，于“二麦初稔，凋瘵稍苏”时，在知县冯洪孜倡导下，“亟与邦父老子弟讨故”，意欲“集众思以成之”，重修《繁昌县志》。崇祯年间，明王朝岌岌可危，冯洪孜能在“军兴孔剧，连岁凶饥，拮剧荒政，日不暇给”的窘境中，完成《繁昌县志》的重修任务，可见其责任攸归，苦心孤诣。

　　遗憾的是这部崇祯时期所修的《繁昌县志》，在此后的兵燹灾患中，也和正德间《繁昌县志》一样亡佚殆尽，后人慨叹道：“其文不传久矣”！

　　三、清顺治十三年(1656)，繁昌县知县张普[清顺治十年至十七年(1653—1660)]“遴选生员才学淹俊者设馆处之”，重修《繁昌县志》。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张普和编修人员“远稽博采，兼对景赋诗，汇成此编”。据张普云，由他主修之志书，“较旧志特详”。清嘉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1811—1818)任繁昌县知县的曹德赞披阅《张志》后，给予嘉评：“最为精详有法”。如此“精详有法”的《张志》，竟然流传至道光年间没有完本，仅存“县图至选举八卷及杂记、艺文两卷”，余皆亡佚。

　　四、清康熙十四年(1675)，繁昌县知县梁延年[清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1673—1681)]聘员编修《繁昌县志》。梁延年因作《圣谕象解》而名噪当时，然所编志书却难俦上品。后人评论：《梁志》虽“八手编辑，而不会融会贯通，往往自相矛盾，水道一门，尤为谬误。”

　　五、八十年后，清乾隆十六年(1751)，繁昌县知县王熊飞[清乾隆十四年至？(1749—？)]延聘名儒，设馆修志。乾隆《王志》，仅在《梁志》的基础上，“订正旧志之伪，而增以八十载之见闻。”《王志》并无独到之处，它“一仍《梁志》之旧，而稍增益焉，讹以传讹，无所更正。”

　　六、清嘉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1811—1818)，繁昌县知县曹德赞偕典史林光祖，重修《繁昌县志》，“三易其稿，而后告成，为志十卷。”然而，稿成未刻之时，曹德赞去任。四年后，清道光二年(1822)张星焕接任繁昌知县，张亦“有志兴修”《繁昌县志》。无奈道光三年(1823)一场洪水，使“居民离析，官吏疲劳”，志稿自然束之高阁。直至道光六年(1826)“连岁丰登，疮痍稍复”，地方士绅对县志编修亦“先后踊跃”。况且，嘉庆间《曹志》“已具底稿，较前志颇为明备，续而纂之易也。”张星焕复萌修志之念，他对嘉庆《曹志》采取“冗者删之，缺者补之”，体例不合者，“厘而正之”，(以上引文见清道光六年《繁昌县志·卷之首》)是年增修成《繁昌县志》十八卷。清代著名方志学家梅曾亮曾为《张志》作序。(见黄苇《中国地方志辞典》)。

　　七、民国年间，省府曾多次督促各县修志。民国十五年(1926)，繁昌县知事曾两次会议研讨修志事宜，然各乡士绅以筹集修志经费困难为由，予以拖宕。鉴此，县知事电呈省府请求暂缓修志。同年6月，省长高世读来电云，编修县志，全省统一，“该县何得独异”，并饬“仍遵照前令”，抓紧时间修志，“俾早日观成为妥”。尽管省府严词催促，《繁昌县志》还是没有修成。

　　民国二十六年(1937)，繁昌县县长陈立本刚刚到任，当局即“有征集各县志书之命”，“欲谋续修，感于人力财力之不足”，即将清道光六年之《繁昌县志》重新付印，“内容无所增减，体例一仍其旧”。陈自己亦认为“此次之翻印不寓有丝毫意义”。(陈立本《重印繁昌县志弁言》)现今保存下来《繁昌县志》即系陈之重印本。

　　自清道光六年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繁昌县尚无一部新的志书问世。

　　1982年12月，成立繁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次年3月，设置办公室，徐沛为副主任，办公室成员相继有潘繁生、方春才、张家康、汪福绥、姚伯敏等。1987年6月，聘徐沛为县志主编。是年完成县志初稿九十万字。1992年3月，聘张世杰为县志主编。责任编辑汪福绥、张家康、姚伯敏、方春才。是年12月，《繁昌县志》完成审稿，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志六十八万字。除序、凡例、图照、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共设三十章。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