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话 张家康是我县著名的文史作者，曾先后在《人物》、《百年潮》、《炎黄春秋》和《团结报》、《人民政协报》等报刊发表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400余篇。在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特刊载此文，以飨读者。

　　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于谁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给出了权威、明确的表述：“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什么会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间又有着怎样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过程呢？必将国事担任起来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闭幕后，斯大林向张国焘和瞿秋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担心落选的陈独秀会凭借旧的社会关系，重新办报，重新组党。可见，斯大林深知陈独秀不同于中共其他领导人，而是一位资深的社会活动家，有着深厚的社会关系。正是因为如此，当年，共产国际远东局才选择陈独秀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召集人。

　　陈独秀的社会关系是在实践斗争中形成的。1901至1914年，他五次东渡日本，先后参加励志社和青年会，有幸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并结识了许多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如邹容、张继、秦力山、苏曼殊、潘赞化、蒋百里、刘季平、汤尔和等，他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很有人望。

　　1902年春，他由日本回到安庆，与潘赞化等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并准备创办《爱国新报》，以“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后人称赞：“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活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次年5月，他在上海为邹容挽留，共办名噪一时的《苏报》。此时，拒俄爱国运动正在全国涌动，他又回到安庆，与潘赞化等筹组安徽爱国会，发动安徽的拒俄运动。5月17日，安庆藏书楼座无虚席，陈独秀又在这里发起爱国演说会，他呼吁：“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这次演说会较之上次，影响更为深远，当时《苏报》这样报道：会场“众情踊跃，气象万千”，会后，学生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

　　演说会被清廷查封后，陈独秀又逃到上海协助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在《国民日日报》期间，他与章士钊、苏曼殊等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由他与苏曼殊合译的雨果的《惨社会》(即《悲惨世界》)，最能反映他这一时期的真实思想。书中男主角男德有这样的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注定)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男德的话就是陈独秀的话，这是公开向孔教和私有财产制度宣战。

　　1904年3月，陈独秀把思想启蒙的眼光投向普通的老百姓，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份“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的报纸，本着面向最底层民众的宗旨，抱定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见识。”

　　这份报纸岂止在安徽，乃至在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蔡元培在28年后还谈起《安徽俗话报》：“我在上海《警钟日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安徽俗话报》在当时有“最开风气”的美称，而陈独秀正是这一新风气的引领者。

　　当年10月，他又到达上海，参加由蔡元培、章士钊、蔡锷等人组织的暗杀团。每天试验炸药，制造炸弹，与蔡元培、杨笃生、何海樵、章士钊等常在一起密谈，并参与谋划吴樾袭击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的事件。吴樾壮烈捐躯后，陈独秀对这种暗杀活动进行反思，称其“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决心把思想启蒙的根深扎于民众的土壤之中。

　　1905年暑期，他又回到芜湖，除继续《安徽俗话报》的工作，又发起组织岳王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安徽公学的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军人，总会设在芜湖，陈独秀任会长。岳王会向新军渗透，许多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是岳王会会员。武昌起义时，最先发难的就是新军中的岳王会会员。

　　1914年7月，陈独秀最后一次来到日本，应章士钊之邀协办《甲寅杂志》。他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立即产生轰动，他又被推至舆论的焦点。文章颠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国家观，指出国家不能“与社稷同观”，爱国不能与“忠君同义”。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国之建立，“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所谓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否则，“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这些愤激的言论自然召来诘问叱责，有所谓“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陈独秀“敢为是论”，恰是从封建的纲常伦理中突围出来，以先进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阐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直指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他以前瞻性的犀利眼光，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人们因此而欣赏他心仪他，“天下谁人不识君”，他的知名度也因此而越来越大了。青年早尊他为领袖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期即改为《新青年》。他在《新青年》提出至今仍鼓舞人心的口号：民主(democra?鄄cy)、科学(science)。这就是常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宣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青年》在青年中传阅，深受欢迎，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读者顾克刚给《新青年》来信说：“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

　　叶挺将军在湖北陆军第二预校读书时，就曾写信给陈独秀：“足下创行青年杂志……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青年学生杨振声把《新青年》譬之为春雷，“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谈到《新青年》时，总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罗仲言回忆：“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陈独秀的文章“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青年为《新青年》所吸引，接受它，喜爱它，使之成为须臾不离的读物。

　　从1915到1922年，陈独秀共写了近400篇文章，仅1919年就有150篇之多。这些文章可谓触及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历史、哲学、时事、人口、宗教、文化、体育等等，真是无所不谈。青年正是从这些文章中详知他的独树一帜的思想、拔山盖世的气节和清新生动的文风，处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引领者，他被人们赞誉为：“思想界明星”、“学界巨子”、“社会精英”。

　　1917年1月，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接任文科学长，并改革文科进而改革整个北大。他在征得蔡元培同意后，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北大同人精心协办这个杂志，使这个杂志的读者与日俱增，由初办时的1000份增至15000份。据北大学生张国焘回忆：《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销售一空。”

　　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就这样进入北大，如春风时雨顿使这所高等学府，一改老气横秋，陈旧腐败，而清新活泼，生意盎然起来。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北大学生结社组团已成时尚，而这一直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和帮助，他对傅斯年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衍、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最先创立《国民》杂志社。接着，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邓中夏等还组织平民教育团，走街串巷，讲演宣传，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不仅北京，全国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都被鼓动起来，各地纷纷效仿北大，成立社团，办报办刊。五四运动前后，全国的进步社团就有三四百个，报刊竟达四百余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日本。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也在召开所谓南北和平会议，那些割剧一方、鱼肉民众的军阀、政客，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和谈”自然毫无结果。

　　陈独秀认识到巴黎和会就是西方列强的分脏会议，他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所说，早在建党前，革命青年就尊他为“我们的领袖”。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说：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洋政府立即镇压学生运动，仅6月3、4日，就逮捕了800余名学生。整个北京笼罩在恐怖之中，好友劝陈独秀南下暂避风头，他气愤地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全文不足100字，却成为那一时代鼓舞革命者的警世格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内政外交提出具体的五条要求，表达了他的“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其中号召：“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最先在《晨报》披露后，《北京日报》、《公言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和全国各地的报刊，都相继在显著版面公布消息，陈独秀一时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们交相传颂，啧啧称奇。

　　《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申报》指出，北洋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已经酿起学潮，如今又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不止，是诚何心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