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便”(一作“谢边”)和“一百步”，是不同年代繁昌长江岸边同属便兴洲的两个历史地名。沧桑今已变，“谢便”———这块冲击沙洲，它的主体部分已被江水吞噬；“一百步”这个地名，除历史的见证者常有忆及，如今在地名册上或言谈间，也是鲜见少闻。然而，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两个革命时期繁昌的革命历程，却与这两地紧紧相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八七会议”后的1928年春夏，中共安徽省临委派来戴霞(后名戴映东)等人，在荻港成立党的工委，计划成立荻港特支，去过桃冲铁矿考察工运，但时间不长便人去事停。

　　真正的建党是从“谢便”开始。那是1929年春夏，中共芜湖中心特委派高鹏起来到便兴洲，以“谢便”为落脚点，在沿江一带秘密进行建党和农运工作。他在“谢便”最早结识并培养入党的文化人便是胡振球，其后接纳了胡殿元(原名胡师翰)等人入党，成立了“谢便党小组”。“谢便”于是历史性地成为繁昌第一名党员、第一个党小组的诞生地。

　　党小组在胡振球的主持下，积极配合高鹏起开展工作，结交农民朋友和有识之士，发展党员，宣传群众，组建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团结起来抗捐抗税。这些工作逐渐推进到邻近的高安义合地区，在那里发展了徐思勉、严既鲁、杨善宏等十多名党员，建立了严村宕支部。进入1930年，“繁昌县互济会”和一些乡的“互济会”相继成立。后在县互济会的基础上，改组成立首届中共繁昌县县委，由芜湖特委先后派来黄革非、任昌举(原名任惠群)任县委书记。任昌举在任期内曾与高鹏起取得联系，建党工作做到旧县(今新港)、荻港等地，全县约有党员七、八十人，旧县有了团支部。

　　1931年2月，在上年底无为六洲农民暴动的影响下，繁昌北乡三十五都(义合等地区)数百名农民，发起了反抗地方劣绅缴捐纳税办民团的斗争。这次斗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党的组织和一些党员，因暴露而遭国民党的破坏，高鹏起和数名党员被捕。任昌举此时擅离职守，继而与黄革非等人另立“山头”，均被开除党籍。

　　同年5月，设在芜湖的安徽省委被破坏，繁昌党的组织与上级党失去联系，党的活动时断时续，逐渐消停。

　　抗日战争爆发，随着芜湖沦陷，繁昌北部半壁江山，在1938年大半年时间里，全都沦为敌占区，沿江的三山、横山、旧县、荻港等重镇，以及鲁港、峨桥、梅山、龙王庙、马坝、库山、红花尖、望江垅等地，都是日、伪军的据点，直接威胁繁昌县国统区和皖南后方的安全。

　　就在这年1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的率领下，进驻铜繁抗日前线。两年间，三支队对敌作战的大小战斗达二百余次，尤其是五次繁昌保卫战，谱写了“塘口坝血战”、“峨山头搏斗”英雄史诗。使繁昌成为名副其实的皖南门户的屏障。与此同时，三支队民运工作队深入敌前敌后，帮助繁昌重建党的组织，在动员组织群众、团结各界人士、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绝大部分干部战士，倒在同是中国人的枪口下。事变发生时及其以后，驻繁昌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简称“顽军”)五十二师、县政府及其下属武装、中统、特工、敌占区土顽(指国民党军政旧任人员)、土匪等，与日伪相勾结，对坚持地区抗日的党政军民，大肆进行清剿、搜捕、袭击、暗杀，破坏抗日群众组织，强迫共产党员和抗日组织成员自首自新。中共繁昌县委书记罗锋，在敌后遭日伪军袭击，被捕杀害；民运队汪荣、水流同在一个晚上，被土顽汪惠泉派爪牙捕杀；另一名民运干部黄异，牺牲在县中统特工王德厚的行动队之手；敌前的党群组织破坏殆尽，有个中分村猎户队队长徐崇辉，被抓进县政府毒打致死。县长徐羊我也出马上阵，他闻得新四军要员突围过镜，立即差人持亲笔函前往，忘图“诈降”。他还将“二战”时期党员徐思勉，诓押到塔儿岭秘密杀害。

　　鉴于此，根据皖南特委决定，繁昌县委分开设置敌前和敌后两个县委，利于机动灵活开展工作，重点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坚持敌前红花山区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当时敌前县委书记李铁民，敌后县委书记苏托夫。

　　皖南事变后的两年，是坚持敌后斗争最艰苦险恶的两年。当年亲历者形象地比喻：我们是在敌伪顽匪四面夹击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是在“巴掌大”(就全县而言)的地方求块立足之地。这“巴掌大”的地方。具体是指“一百步”，泛指也只是“一百步”沿江狭长地带。从地理位置看，“一百步”与对岸无为县一江之隔，历来是水上交通要地。那时，皖南特委和新组建的新四军七师，都在江北无为，这无疑是坚持繁昌敌后的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依托，一旦出现新情况、新动向，能够快捷地比较安全地通过水路，取得相互联系和配合。尤为重要的是，这里的老百姓有着革命老区的传统，可谓是当年的“谢便”。尽管皖南事变造成繁昌全境一片白色恐怖，但这沿江一带党群组织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故此，这“巴掌大”的“一百步”，也就成了敌后县委机关的常驻地，创建敌后根据地的立足点。

　　为了掩护革命同志的需要，当年接任敌后县委书记程自立有这样一段回忆：住在头棚、鸭棚一带的党员、贫雇农家里，都挖了地洞，没有挖洞条件的就砌夹墙，记得1942年春，顽军五十二师和土顽汪惠泉的武装，袭击县委驻地，我和方亮东(县委宣传部长)、汪涛(民运干部)、黄耀南(前任皖南特委书记)躲在党员鲍明贵家地洞里，顽军进屋搜查、审问的声音，我们在洞里都听得见，幸好洞口掩体不被看出破绽，加上鲍的母亲机警应对，终于转危为安。

　　基于四面夹击的恶劣环境，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策略，就是充分依靠群众，利用敌伪顽匪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敌人。同时也要有灵活多样的斗争方法，保护自己，与敌周旋。正如姚志健(当年敌后二区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区长)话当年那样：“狡兔三窟”，一日三迁，声东击西、昼伏夜出。

　　从立足那时起，这里的营防咀(现名油坊咀)、头棚等渡口，分批护送三百余名突围人员安全渡往江北。新四军经此回师皖南的第一仗，就在毗连的小洲小龙塘打响，全歼十多名日军，转战敌前与敌后之间。地方武装斗争的矛头，从“夹缝中”伸向四面八方，直指日伪据点和土顽巢穴，火攻龙王庙，奇袭横山桥，活捉大汉奸钱才仪。保大圩骆云山土匪队，改编为“骆云山抗日游击队”。龙王庙伪军队长赵子兴，感悟后率部向我反正。值得一书的是，当地的陈笑波、吴益坤(化名金开源)、孙泽华等中上层党外人士，是抗日统一战线中足以信赖的力量，他们中有的参政议政，成为区级领导、特别党员，有的为财经贸易献计出力，更有的为了营救被捕同志，想方设法利用关系入虎穴从中斡旋，直至化险为夷。

　　经过两年的苦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从“一百步”，发展到三山、高安、横山和保大圩地区。区乡两级党委、支部，相继建立、恢复和发展，开始有了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和一些乡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区队和乡队武装。自第一个货物检查站在“一百步”成立后，又在重点乡设立货检局和财经机构，以政府的合法地位，推行货物检查、征收田赋公粮和各种税收，经济有了保障。敌前的斗争形势也大有改观，那种活动区域曾经狭小到“只有三个村庄、四个山头、五个棚子、山头露营”(注：亲历者董南才语)的困境，开始向以红花山区为中心的敌前游击根据地转化。

　　1943年3月，皖南特委改为地委。根据地委指示，繁昌敌前、敌后县委合并，成立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中共繁昌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全县党政军民继续发展抗日反顽的大好形势，把敌后根据地推进到南(陵)芜(湖)地区，南繁芜县委和行政办事处应运而生；敌前游击根据地推进到西南山区铜(陵)繁边境，在赤沙滩正式成立替代南繁芜行政办事处的“繁昌县抗日民主政府”。转入大反攻阶段，全面展开收复失地的战斗，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