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南繁芜党政机关及所属总队，在奉命北撤的同时，做了两个准备：留下鲁为葆、王龙飞等作为民主政府的代表，准备与国民党县政府就和平合作等问题进行谈判；留下原县委成员王文石及其领导的三十七名武装干部，准备在谈判不成时，为保卫抗战胜利成果和人民利益，坚持南繁芜地区游击根据地的自卫战争。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全面内战。在繁昌，刚从泾县逃亡回城的国民党县政府，拒绝双方谈判，立即兵戎相见，对坚持南繁芜地区军民进行轮番“清剿”，血腥镇压。首次“清剿”始于1945年10月中旬，在政治上，派员赴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留守皖南的新四军游击队，诬蔑为“北撤不要退回来的人”、是“土匪武装”。县长熊子良特地在王文石的家乡平沟铺开大会，奸藏祸心地说：“日本已投降，不用再当新四军了，应该回家安守本份”，“王文石那里，我已派人请他下山，既往不咎。”同时实施“五户连坐”，强迫共产党员和一切抗日组织的干部、战士、成员“自首自新，直至搜捕、暗杀”。军事上，县国兵团团长王亚东、军事科长茆令士、中统特务头子王德厚、还有老二区土顽区长汪惠泉，各带其“清剿”军共达1500余人，向以孙村红花山区为重点、覆盖五华山、新林山区、大磕山等地带大举“清剿”。在敌我兵力悬殊太大的情况下，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决定重新成立南繁芜县委，书记王文石，委员王安葆、毛和贵、艾必发(后投敌)，确定“坚持隐蔽斗争，加紧积蓄力量，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斗争策略，县委按地区分工领导反“清剿”斗争，创造孙村“红色区”和其他地带的“灰色区”。敌人发现王安葆在孙村金塘冲，立即聚集各地兵力向孙村合围，竟然口出“悬赏两千块大洋买王安葆的人头”的狂言。此时，王安葆带领游击队员尽量避免与敌接触，伺机寻找突破口，当敌军两个连包围金塘冲时，他已率部冲出包围圈，跳出“清剿”区，随县委安全转移到南繁交界的板石岭、黄连山、徐冲一带。敌人找不到“清剿”目标，首次“清剿”就此结束。在这次反“清剿”中，游击队也有减员，孙村、磕山根据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相当一部分党员、骨干分子被迫自首，有些拒不自首的惨遭杀害，山区有些群众也难免遭受损失。但总体形势是好的，经过反“清剿”斗争，挫败了敌人的锐气，摸索到白色恐怖下进行游击战的初步经验，增强了坚持斗争的信心，群众因此受到正反两方面教育而更加同情和支持新四军，尤其是北撤时散落下来的地方干部罗义、强日增、滕良福、鲁守政、陈达等数十人相继归队，大大增强了革命力量。1946年6月底，蒋介石发动了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南繁芜地区军民再一次面临敌军大规模“清剿”。先是敌军四十四军一五O师一个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驻五华山区“清剿”。南繁芜县委领导反“清剿”的策略依然是“避开敌军主力、分散隐蔽”。具体运用“跳出山地，外线活动”的经验，决定由队长王茂秀带领南芜游击队，到芜湖县埭南圩周围活动，王文石带领武装到泾县涌溪、蔡村坝一带开辟地区，转移敌之“清剿”目标。时隔两月，由于王茂秀一时警惕不够，所在埭南圩驻地，遭到敌军一六二师部分主力和宣(城)芜南三县自卫队包围，南芜游击队在突围中有较大伤亡。这次重创后，南繁芜县委按照沿江中心县委杨明的指示，率领主力武装，向秧溪河中心根据地转移。敌之二次“清剿”就此无果而终。进入1947年，驻皖敌军大批北调，包括南繁芜在内的国统区后方，兵力普遍空虚。南繁芜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与组织农民“三抗”(抗租、抗税、抗征)，发展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大半年内，建立了工山、五华山、新林、孙村游击根据地，组建了好几支游击队，成立了“人民自卫军南繁芜总队”，同时成立“南繁芜行政办事处”，下辖东河、新林、南芜、工山四个区政权。这年9月，皖南地委在涌溪召开扩大会议(简称“九月会议”)，在“九月会议”精神指导下，南繁芜县委改为工委，书记杨鹏(王安葆化名)，副书记胡斌(陈作霖化名)。工委召开了历时十六天的扩大会议，作出立即开展“反霸抢粮”斗争的决定。11月24日晚，南繁芜三县同时行动，镇压了“八大家”首恶分子和一批反动骨干，组织发动上万人次农民群众，打开恶霸地主粮仓，抢粮济贫，持续时间约一星期。

　　南繁芜地区游击战争形势发展之快，“反霸抢粮”斗争声势之大，无疑起了破坏敌人后方，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的作用，也显然震动了国民党南京当局。从年底起，国民党前后两度调遣兵力，向南繁芜游击根据地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残酷的第三次大“清剿”。当首批敌军六十三师、四十六师抽调的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驻“清剿”区时，南繁芜工委已分开成立繁昌和南陵两个小工委，各率武装跳出圈外，袭击敌人后方。同时，皖南地委抽调主力向皖浙赣发展，并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打乱敌军“清剿”部署，不得不草草收兵。紧接着，国民党又将繁昌划为皖南沿江三块“清剿”区的重点，调来新编独立十三旅三十四团进驻繁昌、“清剿指挥部”设在平沟铺，旅长许午言(又名许立新)坐阵指挥。他的“清剿”手段除了与前文所述相同以外，最毒辣的就是“砍山并村，移民烧山，车塘捉鱼，步步为营”、“五家连坐，十户联防”，严密封锁我军粮油盐布等重要物资的来源，大肆搜捕屠杀我方人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者达二百余人。为了南繁芜这块游击根据地不被丧失，这里的军民凝聚阶级仇限，共谋奇策应敌。诸如：化整为零，打“麻雀仗”，你包围时我不露头，不打正面打敌后，跳出圈外就动手，打乡公所，抓反动头目，公开镇压坏蛋、特务，开大会，贴标语，一举成功，成功就走；干群之间互相交换联络方式、讯号，打破封锁线，输送急需物资；有时游击队在土地庙拜台上放上松果，群众数一数就知道有多少游击队员要吃饭，并且安全及时送到交接地；有时放牛孩子也是情报员，敌人来了学牛叫，敌人走了学鸡打鸣；在严峻时刻，游击队员宁可嚼生米、吃野菜、蹲破庙、睡田沟，也不在群众家里吃住，必要时偏要吃住在保甲长和地主家里，把“五家联保”的链条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南繁芜军民就是这样战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清剿”，巩固了在国统区内沿江地区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根据地。在这里，策应了“三陈”(陈洪、陈木寿、陈高权)率部过江，与杨鹏部会师；又在皖南沿江工委领导下，策应了由亚冰、慕思荣率领的解放军“先遣渡江大队”南渡长江，胜利完成战略侦察任务；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的历史印记，也深深地烙在繁昌夏家湖这片土地上。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县城，繁昌解放了！南繁芜地区军民就是这样与全国人民一道，经过漫长的苦斗岁月，终于迎来了共和国光辉灿烂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