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皖南的繁昌属九华山余脉，低山多丘陵，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其中最主要的有桃冲铁矿床，这个铁矿床由长龙山至金石墩，东西长1150米，中间相隔120米，矿体平均宽45米。最宽处在长龙山西部，为110米。最窄处在长龙山东部，为2米。据1992年版《繁昌县志》记载，这个矿床的铁矿石品位高，储量大，初步探明有2839.5万吨。如此丰富的铁矿的大规模、有效率的开采，是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而在此之前的40年，却饱经岁月的沧桑，有过一段辛酸屈辱的风云史。初创裕繁

　　长龙山随处可见裸露的赭红色的矿石，大的成一小小的土丘，小的如鹅卵石，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价值，只是到了清宣统三年(1911)，桃冲有一叫胡尺君的人，才多少知道其经济价值，他在长龙山北麓，拾得数十吨铁矿石准备出售，可就是找不到买主。后来，他探知有个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在芜湖驻有代表，于是，便把矿石悉数送到芜湖。桃冲储有铁矿石的消息，就这样传递了出去。

　　据1915年1月29日《申报》，汉冶萍公司职员洪受之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他在第一时间来到桃冲，果见长龙山遍地都有露天的铁矿石，直觉告诉他这里是座宝山，精明的他立即聘请矿师前往勘验，很快便发现了“铁矿正线”，并将矿石标本送回公司化验，证实铁矿品位甚优。

　　洪受之是浙江宁波人，在汉冶萍公司工作有年，很有经济头脑，这么大的矿山，只要一开采转销，就是白花花的大洋，怎能不为之心动，恨不得一人独吞。可惜的是，他在汉冶萍公司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老板发的薪水，囊中羞涩的他只得打消此念，想起了芜湖顺泰成米行老板霍守华。

　　霍守华，何许人也？我们手头没有多少详尽的资料，对他也就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广州富商。笔者在陈独秀的两篇文章中，看到这位中共早期领袖曾经两次讥讽、批评霍守华。一次是上海五卅运动期间，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第136期发表《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另一次是在《向导》162期发表《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之暴行》，两篇文章都直言其姓名，批评其袒护上海总商会，作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凶。由此，我们多少知道霍守华的身世、地位，有这样一位知名而富有的粤商投资，桃冲铁矿开采所面临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霍守华出面邀集90名股东，合股办矿，每股200元，共入股5000份，总集资100万元。霍守华一人认购了345股，成为可以掌控的大股东。这一下，桃冲热闹了起来，支起了临时的办公场所，工棚外挂起了招工的广告，又重新购置了600亩土地。

　　1913年9月，经国民政府农商部批准注册，裕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以下简称裕繁公司)。霍守华因投资最多，所以被推举为董事长，唐耐修任总经理，陈仲衡为助理，张琴典为矿长。勘探、开采均日趋繁盛。裕繁公司设总公司于上海五马路A字36号，设分公司于芜湖洋街，并设矿山事务所，主管矿务。日商染指

　　日本军国政府早就觊觎我国长江流域一带的铁矿。1913年12月2日，汉冶萍公司以全部财产担保，向日本幡制铁所借款900万元。裕繁公司成立之初，日本驻天津洋行经理森恪就想染指，而裕繁公司又恰苦于资金和技术的不足，愿意借助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于是，霍守华以裕繁公司代表的身份与日方代表森恪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签订《裕繁铁矿公司售卖矿砂合同》，这份合同分为12项条款，其主要内容为，日本以20万日元，购得40年收购裕繁铁矿的特权。裕繁既以如此廉价出售矿石资源，日本三井、三菱财团愿提供技术设备和流动资金，但规定矿石品位含铁量在50%以上，日产不少于千吨，每吨价仅为日金4.24元。

　　日商安部四方及高桥雄治等来到桃冲后，亲眼所见采掘迟缓，运送滞慢，为提高效率，他们不仅积极增添设备，而且独资兴建桃冲至荻港码头的铁路，耗资120万日元，1918年10月28日，这条铁路专线正式通车，总长8.8公里。荻港江边设浮动码头三座，可同时供三艘3000吨级的海轮泊港装卸作业。一车一车的铁矿，就这样由江边码头送上驳船，再转运往日本。这些铁矿石的运输，专由日本桥本汽船会社担任。大荣丸、日样丸、高山见丸、春日山丸等30余艘2000至3000吨级的船舶，往返于荻港与日本之间。

　　桃冲的铁矿资源，早已引起国人的重视，而大量铁矿石的外流日本，更激起各界社会贤达人士的愤激，挞伐之声，此起彼伏。皖人杨士琦、李经仪、周学熙、王辑堂等人，认为霍守华不该与日本人签约，以致使铁矿资源流入日本。他们呈文敦促政府吊销其执照，并要求依法追究。

　　霍守华面对社会舆论，只得与日方商谈，而日方却一点也不慌张，森恪请日驻华公使函照中国政府外交部，施加外交压力。国民政府既惧怕日方的外交压力，又要敷衍社会舆论。1916年5月4日，农商部秉承国民政府意旨，采取欺骗手段，一面吊销裕繁采矿执照，一面又允许裕繁增区开采，重颁采字第33号执照，并将霍守华先后两次购买的1463.8亩土地合并划给裕繁。裕繁非但毫发未损，反而扩大了矿山的开采规模。

　　裕繁公司的高级顾问为森恪，后又让日本人益田达民、安部四方主持矿山的重要事务，甚至裕繁公司东京办事处的全权代表也由日本人藤井元一担任，公司的主权已受控于日方。

　　1916年2月至1919年2月，日本三井洋行驻天津经理森恪、日本千代田号舰舰长海军大佐上田吉次、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日本驻汉口陆军少将神头、大冶铁矿铁务长西洋等先后来到桃冲，察看矿山资源及开采情况。

　　桃冲至荻港码头的铁路专线建成后，裕繁公司所采铁矿石，就开始源源运往日本。铁矿品位达60%以上，硫、磷含量低，自熔性好，年产量占日本铁矿总需量的37.8%。1919年，日本东洋制铁株式会社根据桃冲铁矿的产量和质量，建成250吨、300吨熔炉各一座。

　　到了1928年，裕繁公司已颇具规模。矿山事务所下设运输、铁路、制机、采矿、会计、庶务6个课及矿警队、医院等，全公司总人数(含管理人员)2700多人。日趋萧条

　　1924年，裕繁公司进入露天开采的鼎盛期，这年的矿石产量为34.8万多吨，约占当年全国铁矿产量的三分之一，仅次于汉冶萍公司，为全国第二大铁矿山。但是，由于实行的是掠夺性开采，从而使采储量日见下降，矿质也渐趋差劣，采矿成本也由此不断上升，由每吨3.9元增到5.1元，可日方仍按原价4.24元购进，裕繁竟做着赔本的买卖。霍守华为摆脱困境，增购了部分机器，企图转入井下开采，以寻找新的矿源。然而，由于资金不足及技术上的困难，井下隧道只掘进200米，就难以再往下深入了。

　　1926年，霍守华不得不东渡日本，以求援助。在日期间，经藤井元一的斡旋和疏通，他拜访了有关人士。日本为维护其在裕繁公司的利益，允诺在保证矿石质量的前提下，每吨矿石加价0.3日元。东京之行总算暂喘了一口气，而裕繁并没因此而有新的转机。1932年，矿石产量仅10万吨，不及1924年三分之一，当年的情景早已成昨日黄花。

　　1918至1936年的18年中，裕繁公司运往日本的矿石达345万吨。日方以低廉价格购进，且在每吨矿石价中扣还欠日债款1.85日元。在世界经济萧条造成铁价大幅度下跌的情景下，日方借口裕繁储量将尽，不再追加投资。产量下降，成本提高，裕繁连年亏损，欠日方贷款本利多达1500多万日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