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昌县地处皖南门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五四”爱国运动时，全县各界纷纷响应，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五卅惨案”时，成立“繁昌县沪案后援会”支援上海工人运动。抗日战争中，谭震林带领新四军三支队在此浴血奋战，与日军进行近200次战斗，“繁昌保卫战”五战五捷，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军“扫荡”皖南的企图，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渡江战役打响时，全县群众配合游击队，晚上准时实施剪断国民党军政电话线的工作，在国军军事目标附近烧火堆，指引炮击轰炸，当地群众献出渔船和家中大门木板供军队作浮桥，军民同心确保了百万雄狮在繁昌顺利登陆，推动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

　　繁昌之所以成为革命根据地，繁昌民众之所以全力支持共产党，这与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鱼水情，“群众劳军的鸡蛋也按价给钱”

　　今年92岁的中分村丁绍华老人介绍，谭震林和三支队战士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赢得所有人心。她说，她丈夫徐佑衡是黄浦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赤吉乡乡长，她们就住在中分村，中分村是繁昌有名的“富豪村”，有20多户大地主，肉铺、米铺、杂货铺等林立，有戏台，还有售卖鸦片的烟铺。丁绍华说所有的人都怕兵，地主担心被洗劫，穷人怕被抓壮丁，但村里人对谭司令却久闻大名，欣然迎接，因为三支队来到中分村前曾在附近南陵蒲桥潘乐山的地主家里经受过“考验”。

　　1938年8月，潘乐山获悉新四军的前身即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心中大为恐慌，急忙携带部分浮财躲在南陵县城亲友家中，带不走的积谷只好贴上封条，留下佣人看守。三支队新来乍到，人地生疏，部队给养暂时发生困难。副官处几次提出要买潘乐山粮食，但佣人一再说主人临走时没有吩咐，不敢擅自做主卖粮。此事惊动了谭震林，立即指示将房东财物严加保护，只指不染，尤其要保护好谷仓的封条。他严肃地批评副官主任俞炳辉说：“我们的眼光，不要老盯住人家的几担谷子！争取民心，团结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才是大事。潘乐山是个地主，对我们有成见，怕我们‘共产共妻’，很有代表性。我们要用模范行动扭转他们的看法，把新四军的牌子亮出去！”此后，潘乐山逢人便赞扬新四军，使一些地主和士绅打消了疑虑。

　　丁绍华说，三支队训练村里儿童团时，有个小孩擦破了头皮，谭司令的爱人田秉秀十分在意，还特地买来三个鸡蛋给小孩赔礼。有一次田秉秀生病，老乡送给她鸡蛋，她坚持按价付钱，说这是原则。1939年和1940年的两次春节，住在各家的机关和部队分别办了酒席，都是鱼肉荤菜，请房东全家老小都去过年。左邻右舍没有驻部队的人家，也都请去聚餐，而当地人要请三支队官兵吃饭则一律被婉言谢绝，说是不能违反部队的纪律。

　　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三支队让军民关系非常融洽，亲如家人。住在群众家的机关、单位及部队战士，只要一有闲空，总是帮着群众扫地、抹桌、挑水及从事各种劳动。农忙季节，尽管部队干部战士都很忙，也要抽出时间来替农民插秧、犁田、收割。每当调动时必将单铺拆掉，门板、条凳归还，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投桃报李，群众平时积极帮助部队洗衣、洗被，三支队在战斗时，部队饭菜全都是当地百姓做送的。他们抬担架、送弹药、架小桥，送茶饭，繁昌保卫战中就连国民党繁昌县政府的县长，也感动得亲自带人抬担架。

　　二、敢担当，“最大的长官冲在前线”

　　1939到1940年两年间，日军把进攻的目标对准繁昌及其附近的第三支队指挥机关驻地，妄图把立足未稳的新四军一举消灭或赶出繁昌，进而继续向南推进。谭震林进驻铜繁抗日前线时，附近有日伪大本营，北有大江阻隔，南无防区，同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起担任繁昌、铜陵、南陵境内沿长江的防御作战任务，然而经济和军备上时常受到友军压制，三支队以抗日大局为重，勇敢地担负起抗击日寇、保卫皖南的重任，他们紧紧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与日军进行了近200多次的战斗，巩固了皖南的门户，保卫了铜繁。

　　三支队司令部旧址设在繁昌中分村，很多村民对谭(副)司令没有官老爷的身架、作战时身先士卒倍感敬仰。

　　当年血战塘口坝的目击者黄祖发老人说：1939年11月14日晚，日本兵侵犯他们村子，响了一夜枪声，天亮时他从墙缝往外看，发现好多日军冲向塘口坝西北的金丛山、九龙石，敌人不时地冲上去又被打下来。15日上午，谭震林亲自来到五团二营指挥所督阵指挥，三支队人在阵地在，刺刀刺弯了用枪砸，枪砸坏了用石头，石头打完了拼刺刀，军队干部都是冲在最前线，正是这种官兵不分、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得三支队最后收复了中分村，保护了全村的老百姓。

　　三、纪严明，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三支队军纪严明，官兵同甘共苦，把有限的财政发挥了最大效用，确保不增加社会负担，有效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使命。按照皖南财经委员会规定的税章税则，三支队结合繁昌各区、乡情况，征收田赋、公粮(又称“救国公粮”)和各种地方税，所收粮食分散保存在各保里。三支队活动到哪里，所需要的粮食就在那里向保长出据领取，在群众家里派饭记帐，凭条据向区、乡政府结算扣除，或抵算田赋公粮。1944年下半年新四军奉命北撤期间，繁昌曾卖出10万余斤公粮，为部队换取了夏衣，为皖南行政专员公署干部北撤提供途中的全部费用。

　　繁昌红色政权建立不久，即用自己的经费，筹办了第一所小学——保兴小学。老师自己编写油印教材，对学生进行抗日和革命进步思想的教育。繁昌由中共领导的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也全力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发动黄浒地区的群众挑土5500多方，将李圩、崔圩等9个圩口的1150多亩田连在一起，现名为九连圩，这些水利设施的建设让村民远离水害，让村民一直受益至今。繁昌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办起了由群众投资入股的消费、生产合作社。组织大小阳冲、大小磕山等地区小煤窑的开发和山区竹木柴炭的出口，扩大与敌占区以物易物的贸易。同时，抗日民主政府还发展了小工厂的生产。1944年，办起了有十几台织袜机的小型织袜厂、织布厂、被服厂和兵器修理厂。这些举措促进了当地民生水平的提高。

　　四、行民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繁昌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与时任铜陵、繁昌、南陵三县妇女委员会宣传委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田秉秀的出色民运工作息息相关。新四军三支队占地服务团刚来根据地时，田秉秀不惧困难，随身带着手榴弹准备与敌人战斗，她走村入户鼓励知识青年站出来，为国家担当应有之责。遇到有的家长时，她总是认真听取对方意见，晓之以大义，用理用情感化他们。田秉秀和宣传队的同志，教唱革命歌曲和表演文艺节目。当宣传工作有了一定的效果后，在新四军的领导下，在田秉秀同志的直接发动组织下，赤吉乡纷纷组织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猎户队、儿童团、民兵营等人民抗日团体，引导男女老幼、工农商学一起投入到抗日高潮中去。妇抗会的工作，除了配合青抗会搞文娱宣传外，主要做军属优抚工作，募捐和安排军属生活，使他们安心生产；其次是发动妇女做军鞋，替部队缝衣服。部队用黑白平布裁好的便衣褂裤，分配给妇抗会员缝制，有时还组织起来到附近驻军处帮助洗被褥、衣服。一些心灵手巧的姑娘和嫂子，还在鞋帮上用五彩线绣上许多革命口号，如：“穿上军鞋，多打东洋”、“抗日救国，保卫家乡”、“行军前进，抗日必胜”等字样。通过广泛而进行深入的宣传，赤吉乡的劳苦青年都纷纷参加新四军，扩大队伍和加强了新四军的战斗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距离中分村不远处的蒲桥，有一支“土匪”武装，为首者名叫余子才，此人贫苦出身，好打抱不平，趁时局动乱之际拉起几十人的武装，专事“劫富济贫”。其“学生”、门徒遍及三支队防区。除掉这支武装对三支队来说不是难题，动武还能名利兼收，但谭震林心怀抗日大局，满怀诚意感化一切可被争取的对象，他派支队民运科长金贯一和副官处主任俞炳辉主动接近余子才，他自己还亲自设宴邀请，同余促膝谈心，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做争取工作。最后，余子才自愿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将他的部队改编为第三支队抗日游击队。此外，谭震林还礼贤下士，登门拜访繁昌的程少川、谢保先等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并多次派人持他的亲笔函邀请铜陵杉木墩的陈春圃、南陵牧家亭的韩明旺、泉水井的刘仕保等开明士绅，到三支队司令部驻地参加座谈会，商谈团结抗日大事，促进了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抗战爆发后，群众揭竿而起，组织抗日武装，谭震林不计个人荣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时的铜陵、繁昌交界地区，有一支章啸衡领导的武装力量，谭震林派连、排干部前去做军事指导，并让一个主力连带领这支游击队打了几次战斗，锻炼该部独立作战能力。在第三支队的帮助下，芜铜地区先后建立了骆云山游击队、铜陵独立连、大小洲游击中队、宣当芜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到1939年初，各地游击队已发展到5个中队。在谭震林的领导下，先后开辟了红花山、五华山、大小洲、保大塘、沙洲等10多个小块抗日根据地，并形成了以繁昌为中心的芜铜抗日游击根据地。谭震林还适时抽调兵力渡江北上，打通了皖南军部与江北新四军的联系。这些工作为解放战争中的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